文｜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張明 陳胤默 王喆1
摘要：隨著共建“一帶一路”深入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加速建設，“一帶一路”沿線正在成為全球經濟數字化發展最快、最具潛力的地區之一。基于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指數（TIMG指數）的分析發現：從整體來看，2013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水平顯著提升，2017年之后已超越非“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從國別來看，新加坡、中國、阿聯酋的經濟數字化程度最高。從發展特征來看，“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數字化水平與經濟基礎具有較強相關性，但區域內國家的經濟數字化水平存在顯著差距，呈現出動態收斂趨勢。從細分維度來看，數字市場擴張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數字治理水平加快發展，數字技術水平發展相對緩慢。從區域發展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經濟數字化發展各具特色。東亞地區居于區域領先地位，東南亞的經濟數字化較為發達，中東歐、西亞北非、獨聯體和南亞地區的數字經濟表現相當，中亞是“一帶一路”沿線整體水平偏弱的區域。基于上述發現，本文進一步分析“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存在的不足與挑戰，結合“五通”提出高質量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經濟數字化、TIMG指數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已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未來國際合作的突破口。2013年至今，“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及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取得快速發展。截至2022年，中國已與17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3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2。未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經濟數字化方面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合作潛力巨大。發展數字經濟，挖掘經濟增長新動能，縮小“數字鴻溝”將有助于使數字經濟成果普惠于民3。
在此背景下，本文重點探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數字化進展、趨勢和問題。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基于TIMG指數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數字化發展總體趨勢和特征進行總結。第二部分對2013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和數字治理領域的主要進展進行回顧。第三部分介紹“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區域經濟數字化的主要進展、特色和問題。第四部分分析“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存在的不足與挑戰。第六部分基于“五通”建設尋找“數字絲綢之路”發展新機遇。
一、基于TIMG指數測度“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發展趨勢
2013年以來，伴隨著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輪數字技術變革，“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數字化得到快速推進。本文基于全新的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簡稱TIMG指數），全面評估“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的動態演進和發展趨勢。TIMG指數選取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和數字治理四個維度，對全球106個經濟體在2013-2021年期間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進行度量（張明等，2023）。在TIMG指數的基礎上4，本文選取46個代表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其經濟數字化水平進行評估分析。
（一）整體趨勢
“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水平自2013年以來取得顯著提升。從平均水平來看，“一帶一路”沿線的TIMG指數平均得分從2013年的43.98上升至2021年的58.16（見圖1），增長幅度達到32%，相比非“一帶一路”沿線樣本高出11個百分點5。從中位數水平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TIMG指數中位數得分從2013年的44.46增長至2021年的59.47（圖2），增長幅度達到34%，相比非“一帶一路”沿線樣本同樣高出11個百分點。在2017年之后，“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數字化水平進一步加速。“一帶一路”沿線的TIMG指數均值從2017年之后開始超過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TIMG指數的中位數也從2017年之后與非“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拉開差距（圖1-2）。
（二）國家排名
表1報告了2021年4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TIMG指數在區域內的排名。“一帶一路”沿線數字經濟水平最高的國家是新加坡，其次為中國和阿聯酋。2021年，新加坡、中國、阿聯酋的TIMG指數得分為87.55、81.42和76.18。區域排名第4至10的國家分別是以色列、馬來西亞、印度、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愛沙尼亞。
（三）典型特征
“一帶一路”沿線在經濟數字化方面呈現出如下三點特征。
第一，“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數字化水平與經濟基礎具有相關性。本文檢驗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TIMG指數的經濟相關性，結果顯示TIMG指數與樣本國家的人均收入、經濟規模以及金融發展水平間的相關系數為0.63、0.58、0.42。這表明TIMG指數與人均收入的相關性最為密切，其次為經濟規模和金融發展。即一國經濟越發達、人均收入越高、金融發展越深化，則經濟數字化程度可能越高。然而，TIMG指數所反映的數字經濟發展對人口規模的依賴性較弱。TIMG指數與樣本國家人口規模的相關系數僅為0.18。可能的原因在于，數字經濟的知識、技術密集特性對其相關性可能有影響。相比于人口規模而言，人力資本對經濟數字化更為重要。在人口密集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數字經濟還有待進一步發展。為了更好地發展數字經濟，一國需要加大提高本國勞動力質量。
本文繪制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TIMG指數與經濟規模、人均收入之間的散點圖（見圖3-4）。就經濟規模而言，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經濟規模較高，并且經濟數字化水平與之相匹配。一些國家雖然經濟規模不具有優勢，但取得了較高的經濟數字化水平，如新加坡、阿聯酋、馬來西亞等國突破了路徑依賴。就人均收入而言，新加坡、阿聯酋、以色列等國家的TIMG指數和人均收入均處于“一帶一路”沿線的領先水平。中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印度的人均收入處于中等水平，但是具有比相似人均收入水平國家更高的TIMG指數。
第二，“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數字化水平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參考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一帶一路”沿線46個國家中包含18個高收入國家，16個中高收入國家，11個中低收入國家以及1個低收入國家。基 于經濟數字化與一國經濟發展水平間的相關性，本文 繪制了不同收入類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TIMG指數平均水平（見圖5）。
從整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的平均TIMG指數從高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依次遞減，2021年得分分別為65.11、58.5、50.46和12.21。從動態變化來看，2013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的TIMG指數均呈現穩步增長，經濟數字化水平不斷提升。2013至2021年，中低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最高，增幅達到42.87%；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次之，分別為33.28%和27.67%。這表明中等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國家正在發揮后發優勢，加快推進經濟數字化建設。然而，在2013至2021年，低收入國家的TIMG指數平均水平卻出現不增反降的情況，下降幅度達到14.33%。這表明“一帶一路”沿線的低收入國家數字經濟化面臨困境和瓶頸，難以跟隨其他收入類型國家的發展步伐。
第三，“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數字化具有動態收斂性，但差距縮小緩慢。當前，數字鴻溝存在擴大風險。參考郭峰等（2020）的方法，本文測算了“一帶一路”和非“一帶一路”沿線的σ收斂系數，用來分析國家間的經濟數字化發展差異的動態收斂特征。結果顯示，2013-2021年期間，“一帶一路”沿線TIMG指數的收斂系數呈現下降趨勢，但僅從0.33降至0.32。相比于非“一帶一路”沿線從0.48降至0.4，降幅較小。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這是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經濟體，相比于非“一帶一路”沿線的地區差異本身較小。另一方面，這一趨勢反映了“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數字化仍需進一步推動欠發達地區發展，否則數字鴻溝存在擴大風險。
（四）驅動因素
TIMG指數從數字技術指數、數字基礎設施指數、數字市場指數和數字治理指數等四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本文分別從縱向維度和橫向維度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1.縱向維度
本文首先從縱向維度出發，對TIMG指數四個細分指數的動態變化進行分析，尋找2013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快速發展背后的主要動力。
第一，數字市場擴張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顯著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數字市場指數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平均水平從2013年的37.52增加至2021年的55.34，數字基礎設施指數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平均水平從2013年的46.38上升至2021年的68.15；二者的漲幅高達46.94%和47.49%，這表明數字基礎設施的大力建設、數字市場的快速發展推動著區域經濟數字化的快速發展。
第二，數字治理對“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的作用加快提升。數字治理指數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平均水平從2013年的50.54增加至2021年的61.63，漲幅達到21.94%。特別是2018年以來，數字治理指數加速提升，各國積極制定和實施有關數據安全、數字監管等方面的數字治理政策，加快推進數字政府建設。
第三，“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技術進步相對緩慢。數字技術指數僅從2013年的41.47增長至2021年的47.51，漲幅為14.56%，低于其他細分指數。一方面，區域內的數字技術水平在全球范圍缺乏優勢，創新能力強的領先國家較少。另一方面，近年來美歐等國家主導下的科技封鎖、技術壁壘加強，阻礙了數字技術進步在全球的外溢效應。因此，相對于數字市場和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方面的數字鴻溝問題更加凸顯。
2.橫向維度
本文從橫向維度出發，對“一帶一路”沿線和非“一帶一路”沿線的四個細分指數水平進行比較分析。
2013年，非“一帶一路”沿線在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數字治理四個維度全面領先“一帶一路”沿線（見圖7）。特別是在數字治理指數、數字市場指數和數字技術指數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平均值比非“一帶一路”沿線低出8.48%、6.46%和4.27%。在數字基礎設施指數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平均值略低于非“一帶一路”沿線區域。
2021年，該情況發生顯著變化。“一帶一路”沿線在各維度的經濟數字化均反超非“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見圖7）。其中，“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基礎設施指數大幅增長，2021年達到68.15，比非“一帶一路”沿線高出8.85%。“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市場指數和數字技術指數也比非“一帶一路”沿線高出2.65%和1.32%。此外，“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治理水平加快提升，2021年數字治理指數略高于非“一帶一路”沿線。
二、“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的細分領域進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將從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和數字治理四個維度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細分維度方面的進展情況。
（一）數字技術
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積極推動數字技術進步，增強數字技術對經濟轉型的支持。從“一帶一路”沿線數字技術指數區域排名前20位國家分布來看（見表2），2021年，新加坡的數字技術指數在“一帶一路”位列第1位，得分80.84。以色列、中國分別以75.53和74.17位列區域第2名和第3名。數字技術指數區域排名第4至10位的國家分別是馬來西亞、阿聯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和土耳其。“一帶一路”沿線在數字技術方面的進展主要表現在：
第一，加強人力資本積累，提升國民數字素養。區域內越來越多的國家重視數字人才的培養，并通過調整課程設置、加強技能培訓、鼓勵國際交流等方式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客觀而言，數字人才仍然集中于以色列、阿聯酋、新加坡、中國等少數國家，適應于數字人才培養的教育培訓體系仍然處于探索階段。2021年5月，清華大學舉辦“一帶一路”數字貿易人才教育對話，與國際組織、多國學者專家、企業共同探討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國際化、復合型數字貿易人才培養和教育合作問題。
第二，加大數字技術投入，促進數字技術成果轉化。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數字技術的投入明顯增加，成果產出取得較大進步。例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研發投入國，2022年研發經費投入突破3萬億元。再如，以色列是全球最具創新活力的國家之一，具有全球領先的產學研合作水平。根據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以色列在研發人員密度、研發支出強度等方面全球領先。
第三，促進區域科技合作，努力打破科技封鎖和壟斷。數字技術成為國際競爭的關鍵領域。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進行科技封鎖和打壓，《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芯片和科學法案》等政策阻礙了數字創新的全球溢出。“一帶一路”沿線的科技合作則有助于區域內國家共享數字紅利，打破發達國家壟斷。例如，中國北斗的出現打破了美國GPS技術壟斷，在“一帶一路”沿線推廣應用，目前巴基斯坦、緬甸、老撾、文萊等國家已經采用北斗系統6。
（二）數字基礎設施
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作出較大努力。從“一帶一路”沿線數字基礎設施指數區域排名前20位國家分布來看（見表3），新加坡位列區域第1位。2021年新加坡數字基礎設施指數得分從2013年的64.45上升至90.53。中國和印度分別位列區域第2名和第3名。俄羅斯、阿聯酋、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亞、波蘭、越南的排名分別位列區域第4至第10位，數字基礎設施得分均在79至87區間。
“一帶一路”沿線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支持政策陸續出臺，各國增強數字基礎設施投入。面對“一帶一路”沿線許多欠發達地區無法接入互聯網，多國出臺政策加快普及網絡設施，加大對5G等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的投入。中國的5G技術已走在世界前沿，與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研發與推廣。2019年底，中國華為公司與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11家中東地區的電信公司簽署5G技術協議7。另一方面，“數字絲綢之路”為數字基礎設施的國際合作提供歷史機遇和廣闊空間。“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許多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存在巨大資金缺口。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數字絲綢之路”，數字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成為設施聯通的新的著力點，為沿線國家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新的機遇。目前，“亞非歐1號”、“亞歐5號”“和平（PEACE）”8等多項海底光纜項目積極建設或投入運營，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的信息通訊，亞投行、絲路基金也有助于為數字基礎設施提供投融資支持。
（三）數字市場
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市場快速擴大，發展潛力巨大。從“一帶一路”沿線數字市場指數區域排名前20位國家分布來看（見表4），中國的數字市場發展在“一帶一路”沿線乃至全球范圍內均處于領先地位。2021年，中國的數字市場指數從2013年的77.15增長至95.57，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排名第1位。區域排名第2位和第3位分別是印度和新加坡，2021年兩國的數字市場指數分別為84.2和81.31。此外，以色列、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土耳其、菲律賓、阿聯酋和馬來西亞位列區域排名第4至10位，2021年的數字市場指數得分在71-76之間。相比之下，摩爾多瓦、黑山、吉爾吉斯斯坦、老撾、也門等國家的數字市場指數區域排名靠后。“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市場發展集中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數字消費者規模不斷壯大，數字市場潛在需求廣闊。龐大的人口基礎、年輕化的人口結構、不斷普及的數字設備、逐漸養成的數字習慣、持續完善的制度環境都促進該地區數字市場的快速擴張。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數據，2021年46個代表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聯網用戶數量超過27.1億，數字市場規模龐大9。根據eMarketer測算，2022年全球零售電商增速最快的前10名國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據6席，并集中分布于東南亞和南亞地區10。
第二，數字化轉型加速推進，數字業態和數字企業持續成長。隨著數字技術的逐漸應用，農業、制造業、商貿物流、金融、教育等經濟社會活動加速地區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中國、印度等國家數字投資活躍，推動一批具有增長潛力的獨角獸企業誕生，并形成電子商務、云計算、大數據等諸多具有競爭力的數字業態；以色列、新加坡等國家的數字企業創新能力較強，并在網絡安全、金融科技、數字貨幣等領域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數字貿易往來頻繁，跨國界的數字市場規模效應顯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境電商往來頻繁，中國與新加坡、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度、泰國等國家在數字貿易方面深度合作。11“一帶一路”倡議為區域內國家的數字市場合作提供廣闊平臺，有助于激發跨國界的數字經濟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園區建設推動數字產業集群，跨境電商的合作機制也逐漸形成。然而，“一帶一路”沿線仍面臨數字規則碎片化的問題，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數字服務稅、跨境數據流動等方面的規則制度。
（四）數字治理
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數字治理水平提升方面作出較多努力。從“一帶一路”沿線數字治理指數區域排名前20位國家分布來看（見表5），新加坡的數字治理水平位于領先位置。2021年，新加坡的數字治理指數為97.5，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排名和全球排名均位列第1位。阿聯酋和愛沙尼亞位列區域排名第2名和第3名，2021年的數字治理指數為87.12和86.44。區域排名第4至10位的國家分別為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巴林、立陶宛、以色列、斯洛文尼亞和阿塞拜疆，數字治理指數得分在72至81之間。2021年，中國的數字治理指數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排名第17名。此外，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老撾、黎巴嫩、也門等國家的數字治理指數區域排名靠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數字治理水平方面的努力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各國高度重視經濟數字化戰略制定。近年來，各國都致力于制定國家戰略政策推動數字化、信息化建設。例如，中國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印度的《數字印度計劃》、阿聯酋的《數字經濟先鋒》計劃、沙特阿拉伯的《數字沙特五年計劃》等。
第二，各國加強數字政府建設并為促進經濟數字化營造良好經濟和制度環境。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致力于提升數字政府水平，促進政務數字化轉型。新加坡、阿聯酋的數字政府建設較為領先，2022年兩國的電子政務指數排名分別為第12名和第13名。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反壟斷、電子商務、個人信息保護、網絡安全等方面出臺大量政策法規完善數字化法律體系，并營造適應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商業環境。
第三，“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區域國家的數字合作和數字治理規則協調。面對歐美國家主導的數字規則日益碎片化、數字壁壘加劇的現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區域數字合作的必要性增強。2017年《“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提出，鼓勵推進國際標準化合作、建立多層次交流機制，共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的網絡空間。此外，《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中阿數據安全合作倡議》等合作機制相繼建立。未來一段時間，數字治理規則、數字貿易規則的協調和完善是重要工作。
三、“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的區域特色
本部分介紹“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區域的經濟數字化程度、競爭力水平以及差異化特色。
（一）整體情況
從區域經濟數字化整體水平來看，東亞在區域內居于領先地位（見表6）。2021年，東亞的TIMG指數為81.42。2021年東南亞的TIMG指數為62.57。中東歐、西亞、北非、獨聯體和南亞地區的數字經濟表現相當。2021年中東歐、西亞、北非和南亞的TIMG指數均值分別為58.41、56.4和53.14。相比之下，中亞是“一帶一路”沿線整體水平偏弱的區域。2021年中亞的TIMG指數平均得分為47.19。
從區域經濟數字化提升速度來看，自2013年以來，各區域的經濟數字化水平均取得快速進展。中亞的經濟數字化進展表現突出，在2013-2021年間的TIMG指數大幅增長超過60%。這是受區域內國家政策、“一帶一路”倡議支持，以及基數效應的影響。南亞的TIMG指數提升也表現不俗，2013-2021年期間增長率接近40%。此外，中東歐、西亞、北非、東南亞、東亞地區的增長率在30%左右。
（二）東亞
東亞的經濟數字化水平在區域乃至全球范圍處于領先水平，對“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發展具有鮮明的引領作用（見圖8）。東亞地區的TIMG指數不僅顯著高于“一帶一路”沿線的平均水平，在數字市場、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等維度表現出超出區域平均水平的競爭優勢。其中，中國是東亞地區發展經濟數字化的代表國家。作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數字競爭力持續提升，已經成為數字經濟大國。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其占GDP比重達到41.5%，總量規模穩居全球第二。12對比而言，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經濟數字化依然居于世界較為領先的水平，2022年數字經濟規模位列美國、中國、德國之后，并在數字技術、數字治理等領域表現突出。中日韓三國經濟數字化水平高并且發展各具特色和優勢，加強數字合作將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帶來廣闊發展前景和機會。
第一，數字市場廣闊。中國基于人口規模形成龐大數字消費群體。截至2022年末，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從2013年的45.8%上升至75.6%，互聯網用戶規模達到10.67億13。對比而言，韓國和日本的互聯網普及率處于全球較高水平，2020年達到96.51%和90.22%，互聯網用戶規模分別超過5000萬和1.1億。在需求側拉動、政策支持等因素影響下，東亞地區數字企業數量多，成長速度快。數字企業的發展吸引全球創投資本，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獲得融資的企業數量以及活躍的獨角獸企業規模僅次于美國。
第二，數字基礎設施發達。日本和韓國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起步早，普及率較高。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統計，2021年日本每百人中的移動寬帶和移動電話訂閱用戶分別為223.57個和160.88個，韓國每百人中分別有117.15個移動寬帶用戶和140.57個移動電話用戶。中國活躍的移動寬帶用戶和移動電話用戶分別每百人104.77個和121.51個，雖然不及一些發達國家但近年來在5G、數據中心、云計算等新型基礎設施領域取得飛速發展。截至2023年6月末，中國已建成5G基站293.7萬個14，建成全球最大的5G安全網絡。中日韓均在大力增強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資本和技術投入。例如，2020年8月，韓國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發布《未來移動通信研發推進戰略方案》，擬在2021-2025年投入2000億韓元（約合1.8億美元）推動核心技術研發，最終實現6G服務。
第三，數字技術領先。東亞國家高度重視數字技術創新。中國在科研成果方面具備規模優勢。目前，中國在數字領域的專利申請和論文發表數量已經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分別達到3.53萬件和17.37萬篇（張明等，2023）。日本和韓國在人力資本積累、居民數字素養、科技成果轉化以及創新能力等方面表現出領先優勢。韓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接近100%，位居全球首位；研發投入強度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2021年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4.96%，僅次于以色列。相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東亞地區在數字技術領域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
第四，數字治理加快提升。韓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并且具有較高數字治理水平。2022年，韓國電子政務指數得分為95.29，位居世界第3位。日本面對多年來的數字經濟發展放緩，也于2019年開始加快數字經濟建設，先后發布《數字化法》《數字時代新IT政策大綱》、《實現數字社會改革基本方針》等政策，并制定完善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法律。近年來，中國將數字經濟發展上升到戰略高度，加快完善滯后領域和薄弱環節。中國政府通過出臺《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剛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政策加強對數字經濟的頂層設計，并在數據要素、網絡安全、產權保護等方面完善法律規制安排。此外，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數字絲綢之路”的提出者和主要推動者，中國致力于加強數字治理的國際協調與合作，促進區域內共享數字紅利，實現經濟數字化轉型與可持續發展。
（三）東南亞
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數字化水平在“一帶一路”沿線較為領先。據估計，東南亞國家整體的數字經濟占GDP比重有望從2015年1.3%提高到2025年的8.5%15。東南亞地區內的國家形成不同經濟數字化梯隊。第一梯隊為新加坡，數字經濟發達且發展均衡；第二梯隊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數字經濟增長迅猛，發展空間廣闊。據估計，2025年印度尼西亞的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1300億美元，成為東南亞最大的數字經濟體16。泰國政府于2016年出臺“泰國4.0”戰略，旨在利用創新的數字技術發展基礎設施，提高產品附加值，促進泰國經濟轉型升級，最終實現“數字泰國”17。越南數字經濟產業也快速擴張，2025年越南數字經濟產值預計可達520億美元，約占東南亞數字經濟產值的1/618。第三梯隊為老撾、柬埔寨等國家，數字經濟基礎薄弱，仍處于起步階段。各梯隊國家優勢互補，依托東盟平臺共同發力。
東南亞地區的TIMG指數整體高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平均水平（見圖9）。特別是在數字市場方面，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優勢突出，極具發展潛力。首先，東南亞地區人口密集，年輕數字消費者表現活躍，為數字市場擴張建立良好基礎。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統計，2021年東南亞地區的互聯網用戶數量超過4億人。其中，新加坡數字市場成熟，居民消費能力強。印度尼西亞的數字消費者規模最大，2021年約有1.7億互聯網用戶。馬來西亞則具有較高的互聯網普及率，2021年達到96.75%。泰國、越南、菲律賓是東南亞地區重要的新興數字市場。其次，電子商務是驅動數字市場擴張的重要動力，東南亞地區是全球電子商務市場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雖然東南亞地區的電商滲透率平均低于5%，但增長迅猛，2020年電商市場增長率超過35%19。除此之下，數字媒體、網絡游戲、在線教育、金融科技等細分市場也在東南亞地區取得快速發展，在疫情后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再次，東南亞地區數字貿易往來頻繁。據統計，東南亞超過半數電商活動為跨境形式20。2018年，東盟國家簽署《東盟電子商務協議》，促進跨境電商貿易便利化。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跨境電商合作密切。例如阿里巴巴收購東南亞電商零售商Lazada、騰訊投資東南亞移動社交購物平臺Shopee，積極開展跨境電商合作。
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數字治理維度，東南亞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平均水平相當，或略高于平均水平（見圖9）。東南亞各國正在加快推進經濟數字化轉型。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新加坡是亞太地區數據中心樞紐，網絡資費和移動設備成本低，網絡速度快。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家也具有較好的網絡設施。面對新加坡、泰國等多國面臨的頻繁網絡攻擊，多國正在積極加強網絡安全建設。在數字技術方面，東南亞國家普遍科研產出薄弱、創新能力不強。在數字治理方面，東南亞各國政府積極推動經濟數字化建設。例如，新加坡的“服務與數字經濟藍圖”、泰國的“智慧泰國2020”計劃、印度尼西亞的“2021—2024年數字印尼總路線”、馬來西亞的《數字經濟大藍圖》等。
（四）中東歐
中東歐地區的經濟數字化整體水平在“一帶一路”沿線中等偏上，發展較為均衡（見圖10）。中東歐地區的TIMG指數以及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指數與“一帶一路”沿線平均水平相當，在數字市場維度略低于平均水平，而在數字治理維度高于平均水平，表現出一定的競爭優勢。從國別分布來看，俄羅斯、愛沙尼亞是中東歐地區經濟數字化的領跑者，2021年TIMG指數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排名中位列第7名和第10名。此外，波蘭、捷克、立陶宛、斯洛文尼亞等國的經濟數字化也較為發達，多數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排名第20-30名左右。黑山、阿爾及利亞、克羅地亞等國家的經濟數字化水平相對落后。
俄羅斯、愛沙尼亞、捷克、波蘭等領先國家在數字化轉型方面表現相對較好。俄羅斯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大力建設。2021年，俄羅斯每百人中的移動寬帶和移動電話訂閱量分別為107.65個和168.98個。俄羅斯網絡安全進展迅猛，2020年國際電信聯盟（ITU）測算的網絡安全指數全球排名居于世界第5名。愛沙尼亞自獨立以來陸續推出“e-Estonia”、“X-Road”和“e-Residency”國家級數字化工程，大力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具有較強競爭力，被稱為“歐洲硅谷”。捷克工業基礎強大，隨著“工業4.0”戰略推進，捷克在人工智能、自動化、網絡安全等領域取得顯著進步，成為區域內重要的技術中心。2020年新冠疫情促進中東歐國家在電子商務、網絡支付、在線教育等方面的數字化轉型。然而，該地區仍然存在國家間發展不平衡、網絡犯罪和盜版猖獗等問題。企業數字化轉型仍然較為滯后，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數字企業，數字產品和服務供給有待進一步豐富。
中東歐國家越來越重視支持數字化發展的戰略政策制定以及國際數字合作。愛沙尼亞在獨立之初就將國家電子化列為五大國策之一，白俄羅斯于2017年出臺《關于發展數字經濟的法令》。近年來，俄羅斯加快提升數字治理能力。2017年7月，俄羅斯政府將數字經濟列入《俄羅斯聯邦2018-2025年主要戰略發展方向目錄》，編制完成《俄羅斯聯邦數字經濟規劃》并經政府正式批準。2019年10月，普京批準《2030年前人工智能發展國家戰略》。此外，捷克于2021年批準國家復蘇計劃，總投資達到2000億捷克克朗（約93億美元），其中20%用于數字化轉型。
中東歐國家依托“一帶一路”倡議正在不斷加強數字合作。2018年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促進部長級會議通過《中國—中東歐國家電子商務合作倡議》。2019年中國—中東歐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會議在中國成都舉辦。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上提出將推動建設中國—中東歐國家海關信息中心，加強雙方在數字經濟、電子商務、健康產業等領域的合作。中國數字企業在中東歐具有重要布局。華為、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高科技公司先后在匈牙利、波蘭等國建立分公司和研發中心。2016年萬華與華為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將在匈牙利建立歐洲信息通信中心，促進智能制造建設21。
（五）西亞北非
西亞北非地區的經濟數字化整體水平在“一帶一路”沿線處于中等位置，但發展差異明顯。從圖11來看，西亞北非的TIMG指數基本與“一帶一路”沿線平均水平相當，在數字治理維度略低于平均水平。在國別分布上，阿聯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國家數字化程度相對較高，在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黎巴嫩、也門、伊拉克等國的數字化建設則明顯落后，國家間發展極不平衡。
一方面，以色列、阿聯酋等區域領先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良好，數字技術發達。從數字技術來看，以色列是全球數字技術強國，擁有支持數字技術創新的良好生態，包括高水平的國民數字素養與產學研合作能力等。目前，以色列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芯片等領域居于世界領先地位。例如，以色列在芯片設計、原材料和設備制造、測試封裝等關鍵節點上具有強大實力。阿聯酋也在鼓勵數字技術創新，計劃打造“世界區塊鏈開發之都”，目前已推出“2021年阿聯酋區塊鏈戰略”和“迪拜區塊鏈戰略”。從數字基礎設施來看，海合會成員國的網絡設施較為發達，阿聯酋等國的新一代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廣度和質量高，并高度重視網絡安全問題。阿聯酋也是阿拉伯國家首個推出和使用5G的國家，網絡速度快、質量高。根據vpnMentor研究，阿聯酋的5G網絡速度目前居于全球之首。
另一方面，區域內多數國家仍面臨數字基礎設施落后、互聯網普及率不高且性別鴻溝巨大、數字市場有限、數字化轉型滯后等問題。經濟結構單一、政治局勢動蕩嚴重阻礙該區域經濟數字化發展。近年來，多國陸續制定數字化相關戰略和政策，日益重視數字經濟發展。以色列政府于2013年推出第一個加速數字化建設的決議。2015年以色列設立數字以色列局以協調各部門推進數字經濟發展。2017年，以色列國會通過《數字以色列五年計劃（2017—2022）》，提出縮小經濟社會的數字差距、支持數字產業、建設智能友好政府等重要任務。阿聯酋的政務數字化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早在2001年就推出數字政府項目，并先后出臺《阿聯酋聯邦數字政府計劃2014》、“智慧政府”計劃、“智慧迪拜2021”等。2021年，阿聯酋的電子政務指數得分為90.1，位列世界第13名。
西亞北非地區的數字合作不斷深化，形成地區合力。2018年首屆阿拉伯數字經濟會議（阿布扎比）開啟由阿拉伯經濟聯盟理事會倡導的“阿拉伯數字經濟共同愿景”，未來10年將在不同阿拉伯國家建設50個數字經濟項目22。2020年，巴林、約旦、科威特、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五個國家聯合創建數字合作組織（DCO），旨在通過數字經濟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
（六）南亞
南亞地區的經濟數字化水平在“一帶一路”沿線處于中等水平。其中，印度是區域內的領先國家。根據印度政府估計，2025年數字經濟占印度GDP的比重有望提高至20%，創造1萬億美元的價值23。相比之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南亞其他國家的經濟數字化程度落后，2021年TIMG指數排名均在“一帶一路”沿線排名靠后。
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南亞地區略高于“一帶一路”沿線平均水平。近年來，印度的移動電話用戶不斷增長，手機設備價格和移動資費均出現顯著下降。此外，印度的網絡安全建設不斷完善。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評估，2020年印度網絡安全水平全球排名第10位。相比之下，南亞地區其他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普及度和便利度水平仍然較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巨大資金缺口。在數字市場方面，南亞地區基本與“一帶一路”沿線平均水平相當。印度的數字消費者規模全球排名第2名。截至2021年末，印度共有6.46億活躍數字用戶24，具有廣闊的潛在市場需求。印度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活躍的數字企業和強大的IT產業基礎。然而，印度的數字化發展不均衡，不同地區、收入群體間差異明顯。2020年疫情之后，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市場快速增長。在數字治理、數字技術方面，印度明顯低于“一帶一路”沿線平均水平，具有較大的競爭劣勢。印度雖然在數字經濟相關科研產出方面較為領先，但在人力資本積累、數字技能普及等方面仍然欠缺。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的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更為薄弱。
近年來，印度加快推進經濟數字化轉型和數字治理能力提升。2015年7月1日，印度總理莫迪宣布“數字印度”計劃，涉及寬帶建設、移動互聯、公共互聯網接入、電子政務、電子服務、信息公開、電子產品制造業發展、信息技術領域就業等9個重點發展方向。巴基斯坦于2021年成立特別技術區管理局（STZA），希望借鑒中國深圳的成功模式，吸引大型IT公司、研發中心和高等教育的合作，從而促進“納亞巴基斯坦”建設。斯里蘭卡信息通信技術協會也于2021年提出“人人共享數字化”倡議，旨在推廣數字技術，建設科技型社會。美國等發達國家也為南亞地區的數字化發展提供一定支持25。
（七）中亞
中亞地區的經濟數字化仍處于起步階段，在“一帶一路”沿線普遍低于平均水平（見圖13）。中亞地區在數字市場、數字技術維度具有明顯的競爭劣勢，與“一帶一路”沿線平均水平差距較大。隨著近年來各國政府越來越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和“一帶一路”的經濟效應顯現，中亞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治理水平取得快速進展，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平均水平差距逐漸縮小。
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中亞地區發展普遍落后。除哈薩克斯坦相對領先之外，經濟欠發達和局勢動蕩制約該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目前，中亞地區約有一半人口沒有接入互聯網，互聯網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6。近年來，中亞地區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哈薩克斯坦每百人中的移動寬帶訂閱量從2013年的54.23個增長至2021年的86.77個。目前，哈薩克斯坦正在開展5G測試工作，并將分階段部署使用。烏茲別克斯坦的互聯網網速從2016年的80千兆/秒增至2020年的1200千兆/秒,相關網絡資費下降幅度超過90%，移動通信普及率提升至70%27。土庫曼斯坦也于2020年宣布將投入1000萬美元用于阿什哈巴德等地的IT中心建設28。在數字治理方面，中亞國家日益重視數字化發展。哈薩克斯坦提出“數字哈薩克斯坦”計劃并通過《數字哈薩克斯坦國家規劃》，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出臺《關于采取措施發展數字經濟的總統令》《數字烏茲別克斯坦2030》的國家戰略，吉爾吉斯斯坦先后提出《2018—2023年吉爾吉斯共和國數字化轉型構想》《數字化吉爾吉斯斯坦2019—2023路線圖》，土庫曼斯坦出臺《2019—2025年土庫曼斯坦數字經濟發展構想》《2021—2025年土庫曼斯坦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綱要》，塔吉克斯坦批準《關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電子政務組建的構想》等29。
四、“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存在的不足與挑戰
從TIMG指數測度結果來看，“一帶一路”沿線經濟數字化仍然存在如下不足與挑戰。
第一，“一帶一路”沿線數字技術水平在全球范圍內缺乏領先優勢。從區域來看，“一帶一路”沿線數字技術指數排名靠前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東亞、東南亞、西亞、中東歐等地區，并且在全球排名中的領先國家偏少（見表2）。“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面臨人力資本欠缺、研發投入不足、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一帶一路”沿線數字技術水平發展較為靠后的原因在于：“一帶一路”沿線有些國家的經濟基礎較為薄弱，難以支撐數字技術發展。有些國家為保護本國市場，對其他國家商業機構提供的數字服務實施了限制性政策。
第二，“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飛速進展。新加坡和中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多個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指數全球排名大幅提升。例如相較于2013年阿聯酋的2021年數字基礎設施指數在全球范圍內的排名上升38位，沙特阿拉伯、哈薩克斯坦、中國的全球排名也大幅變化，分別上升26位、25位和18位。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整體水平仍然較為落后，多數國家面臨數字基礎設施連通性、普及率不強、便捷性有待提高、發展不均衡等問題。
第三，“一帶一路”沿線的數字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從全球排名來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2021 年僅有新加坡、阿聯酋、愛沙尼亞三國躋身全球數字 治理指數排名前20名。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在數字治理方面明顯發力。中國、阿聯酋在2021年 的數字治理指數全球排名相比2013年分別上升18名和11名，已經取得顯著進步。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治理水平仍有待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的數字治理指數全球排名中等偏后，不具 備競爭優勢。接近半數國家的數字治理指數全球排名 在50名之外。下一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在數字經濟相關法律規制、良好營商環境以及數字政務等方面 的建設仍有待加強。
第四，“一帶一路”沿線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有待加強。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國際合作逐漸活躍，中國在其中發揮著積極推動作用。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格局尚未形成，并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全球數字經濟合作圈正在分化，歐盟、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仍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主要參與國和規則制定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面臨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打壓、封鎖的威脅。此外，“一帶一路”沿線也成為國家數字競爭的重要區域。例如，美國與東盟在數字經濟部分的合作基礎深厚，在數字行為體部分的合作聚焦于數據中心建設和數字媒體運營，在數字化應用領域的合作重點是智能工廠和智慧城市建設（肖瑩瑩和張建崗，2022）。另一方面，目前與中國建立數字經濟合作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后發國家。從細分指標來看，合作國家在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和數字治理等方面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需要進一步通過優勢互補深化合作，充分挖掘合作潛力。
五、基于“五通”高質量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政策建議
下一階段，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應結合“一帶一路”沿線數字經濟發展現狀與挑戰，基于“五通”尋找高質量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新機遇，形成“新五通”發展模式。
第一，加強政策溝通，促進數字治理合作。隨著數字經濟國際競爭的日益激烈，跨境數字產品和服務的增加，以及數字壁壘和數字鴻溝的出現，各國開始逐漸意識到加強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參與數字經濟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當前，中國正在加快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數字治理合作。2023年，中國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呼吁各國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強信息交流和技術合作，共同做好風險防范，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人工智能框架和標準規范，不斷提升人工智能技術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中國及相關參與方共同發布了《“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北京倡議》。中國支持加強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和網絡法治領域交流合作。下一階段，可以充分發揮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的領先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深入開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與治理，基于共同利益搭建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平臺，達成全球數字治理新模式，將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數字基礎設施與數字技術與東道國的數字市場相結合，挖掘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新空間和新機遇（Chen et al.2023）。
第二，加強設施聯通，發展數字基礎設施。“一帶一路”合作伙伴支持建設和完善區域通信、互聯網、衛星導航等信息基礎設施。一方面，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大、質量高。根據全球質量基礎設施指數的統計，2021年，在183個國家（地區）中，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整體全球排名全球第2位。2022年度美國《工程新聞紀錄（ENR）》發布“全球最大250家國際承包商”榜單，中國共有79家企業入圍30。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化基礎設施發展存在不均衡現象，大部分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發展較為落后。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與合作將是設施聯通的新發力點。在此背景下，中國可以依托基建質量的較強競爭力，憑借其數字基礎設施的領領先地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基礎設施方面的國際合作，加快推動人工智能、5G、數據中心等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提高先進數字基礎設施普及率，著力減緩數字鴻溝問題的同時，提高數字基礎設施質量，重點提高國際網絡安全水平（Wang et al.2023）。
第三，加強貿易暢通，開拓數字國際市場。“一帶一路”合作伙伴同意進一步提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特別是推進國際貿易單據數字化、推進航運貿易數字化等合作31。下一階段，數字貿易將成為貿易暢通的重要抓手和趨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貿易領域對接、參與國際數字貿易的規則制定是開辟數字貿易暢通的新方向。一方面，基于中國廣大的數字消費市場可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建立數字貿易合作。中國可通過跨境電商輸出中國商品，打開貿易新渠道。另一方面，中國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數字貿易協定，構建數字貿易規則。當前，數字貿易規則還處于完善洽談階段。不同國家地區的數字貿易合作參與程度參差不齊。例如，數字經濟規則是中國新一代貿易規則的基本導向，中國關注重點是商貿便利化規則（沈玉良等，2022）。在全球國際貿易規則向以數字促進貿易的第三代貿易規則推進的背景下，中國可依托數字市場優勢，加快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貿易規則的談判與合作。
第四，加強資金融通，優化數字金融合作。基礎設施投資具有低收益、高風險特性，中國政府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方，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目前“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出資方，加之國有企業先行投資，這容易引起一些大國對傳統地緣政治秩序改變的擔憂（葛天任和張明，2021）。數字金融是數字經濟的重要方面，數字金融的發展可以一定程度助力“一帶一路”。一方面，數字金融可以開拓新型合作模式。例如，支付寶采用“本地伙伴+技術賦能”的出海模式在“一帶一路”沿線的東南亞國家研發出9個滿足當地需求和特色的“支付寶”，成功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數字普惠金融體系連為一體（劉玲等，2023）。另一方面，數字金融國際合作新模式可以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為資金融通提供便利。從2018年起，中國央行采取以“原油期貨交易的人民幣計價、向外國機構投資者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在周邊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推動人民幣計價結算”為特征的新“三位一體”策略，人民幣國際化在該策略的推動下從2017年至今再度取得快速發展（張明，2022）。2019年，中國央行積極參與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CBDCBridge）的合作實驗，這最終可能產生一個獨立于現有SWIFT系統之外的基于數字貨幣的國際支付清算體系。這都可以給未來“一帶一路”沿線資金融通提供新路徑和新方式。
第五，加強民心相通，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基礎，應秉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不斷增進各國人民以及不同文化和文明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賞，共同搭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32。有學者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能加劇與美國的對抗，加深而非緩解沿線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與抵制情緒（張明，2015）。為更好地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有必要多渠道構建雙邊（多邊）互信合作機制。一方面，為消除“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中存在美國和部分沿線國家質疑風險，消弭“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掠奪論”的噪聲，通過公共外交增進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是一個重要方式（葛天任和張明，2021）。另一方面，深化《“絲路心相通”共同倡議》，通過線上線下文化交流活動傳播中國文化、發揮華僑華人商會通過“點—線—面”的發展格局凝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華僑華人力量（陳胤默等，2023）、加強來華留學生交流學習（特別是學習數字經濟等相關專業）等方式增進交流互鑒，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經濟合作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群眾基礎。
1 張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研究員；陳胤默，北京語言大學商學院講師、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員；王喆，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員。
2 資料來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中國“數字絲綢之路”創造新機遇》，2022年10月10日，http://www.scio.gov.cn/gjgz_0/202211/t20221111_618958.html
3 資料來源：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主席聲明，2023年10月18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TUIAUIT.html
4 數據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http://ifb.cass.cn/newpc/zxsj/202306/t20230627_5663365.shtml。
5 本部分所對比的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包括：阿爾及利亞、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博茨瓦納、巴西、喀麥隆、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科特迪瓦、丹麥、多米尼加、厄瓜多爾、薩爾瓦多、芬蘭、法國、德國、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冰島、愛爾蘭、意大利、牙買加、日本、肯尼亞、韓國、盧森堡、馬拉維、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納米比亞、荷蘭、新西蘭、尼加拉瓜、尼日利亞、北馬其頓、挪威、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葡萄牙、塞內加爾、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坦桑尼亞、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烏干達、英國、美國、烏拉圭、委內瑞拉、津巴布韋。
6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中國北斗服務全球”，2020年6月2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6/23/content_5521303.htm
7 資料來源：人民網：“中阿加強數字化合作”，2020年7月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709/c1002-31776336.html
8 和平海底光纜計劃全稱為Pakistan and East Africa Connectin Europe。
9 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https://www.itu.int/en/Pages/default.aspx
10 資料來源：eMarketer，Global Ecommerce Forecast，2022年1月，https://www.insiderintelligence.com/chart/253514/top-10-countries-rankedby-retail-ecommerce-sales-2022-billions-change
11 資料來源：電子工業出版社、中國電子學會、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一帶一路”數字貿易指數發展報告（2020）》，2020年9月。https://ydylmap.phei.com.cn/platform/theBeltAndRoad/researchReport/detail.do?guid=7d309c1571ad4debb606cdbf2d999fdf
12 資料來源：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2023年5月23日。http://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
13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3年3月2日。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2/c199-10755.html。
14 資料來源：人民網，“工信部：5G基站累計超293萬個覆蓋 廣度深度持續拓展”，2023年7月1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719/c1004-40039127.html
15 資料來源：人民網：《東盟加快發展數字經濟》，2021年8月11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811/c1002-32188589.html
16 資料來源：谷歌、淡馬錫與貝恩公司：《2022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2022年11月8日。
17 資料來源：新華絲路：中企數字技術助力泰國疫后經濟復蘇，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469122.html
18 谷歌、淡馬錫、貝恩咨詢：《東南亞電商行業報告》，2020年。
19 資料來源：eMarketer數據庫。
20 資料來源：電子工業出版社、中國電子學會、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一帶一路”數字貿易指數發展報告（2020）》，2020年9月。https://ydylmap.phei.com.cn/platform/theBeltAndRoad/researchReport/detail.do?guid=7d309c1571ad4debb606cdbf2d999fdf
21 資料來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外交事務與貿易研究所—IFAT（匈牙利）：《中國—中東歐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現狀與前景》，2019年8月。https://www.ciis.org.cn/zdogjqqhbzx/yjcg/202204/P020220415311399318832.pdf
22 資料來源：王廣大：《2020年中阿數字經濟合作發展狀況》，2021年8月。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3387203&contentType=literature
23 資料來源：陳雋、丁波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發展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2021年11月。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3362491&contentType=literature
24 資料來源：尼爾森：《Bharat2.0互聯網研究》，2022年5月。https://www.nielsen.com/zh/news-center/2022/nielsens-bharat-2-0-studyreveals-a-45-growth-in-active-internet-users-in-rural-india-since-2019/
25 資料來源：陳雋、丁波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發展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2021年11月。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3362491&contentType=literature
26 資料來源：陳雋、丁波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發展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2021年11月。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3362491&contentType=literature
27 資料來源：龍國仁、陳珊：《2020年中亞國家的數字經濟戰略評析》，2021年9月。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2852029&contentType=literature
28 資料來源：陳雋、丁波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發展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2021年11月。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3362491&contentType=literature
29 資料來源：陳雋、丁波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發展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2021年11月。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3362491&contentType=literature
30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https://www.chinca.org/cica/info/22082511581411。
31 資料來源：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主席聲明，2023年10月18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TUIAUIT.html
32 資料來源：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主席聲明，2023年10月18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TUIAUIT.html
參考文獻：Chen Yinmo, Wang Zhe and Zhang Ming，Allying more digitally, China Daily Global, 2023-06-12.
Wang Zhe, Zhang Ming and Chen Yinmo, Catching up digitally, China Daily Global, 2023-06-09.
陳胤默,張明,王喆.華僑華人商會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現狀、問題與展望[J].亞太經濟,2023(03):123-134.
葛天任,張明.“一帶一路”精細化發展階段隱形風險的連鎖機制與精準對策[J].探索與爭鳴,2021(03):94-103+179.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J].經濟學(季刊),2020,19(04):1401-1418.
劉玲、張源、齊嘉琳：開創“一帶一路”數字金融合作新局面，中國金融，2023年第13期。
沈玉良,彭羽,高疆，陳歷幸.是數字貿易規則，還是數字經濟規則？——新一代貿易規則的中國取向[J].管理世界,2022,38(08):67-83.
肖瑩瑩,張建崗.美國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及分歧[J].東南亞研究,2022(04):45-65+154-155.
張明、王喆、陳胤默：《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報告（TIMG202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版。
張明.全球新變局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擴展——從“新三位一體”到“新新三位一體”[J].金融論壇,2022,27(11):3-9+50.
張明.直面“一帶一路”的六大風險[J].國際經濟評論，2015(4):38-41.
來源：博鰲亞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