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 屠新泉 李楊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從國際層面看，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發展分化，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與此同時，新一輪技術革命深刻改變了國際格局，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舞臺上迅速崛起，引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深度變革。從國內層面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中流砥柱，但同時處于“三期疊加”的特定階段，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謀求更高質量的發展迫在眉睫。基于對世界大勢和時代潮流的科學判斷以及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和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角色的精準定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內在要求和人類文明進步大方向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本著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和開放的世界經濟，旨在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打造全球治理新格局。自2013年提出至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著眼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帶動沿線國家和地區實現共同發展，在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背景：貿易自由化面臨挑戰

（一）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壁壘明顯增多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已成為優化資源配置、刺激全球供應鏈活力、增強全球經濟協調性的主要趨勢。然而，經濟全球化也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經濟貿易增長的同時，也帶來包括環境惡化、國家間貧富差距擴大等一系列挑戰，導致國際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從而出現反對分配不公的逆全球化思潮。根據全球貿易預警數據庫的統計，2009-2022年，全球貿易干預措施顯著增加，總數由2009年的2678項增加至2013年的3110項。其中，已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數量大大超過實施的貿易自由化措施數量，貿易保護措施由2009年的2228項增加到2013年的2530項，此后持續攀升至2020年峰值的6579項；貿易自由化措施雖然也在增加，但僅由2009年的450項增加到2013年的580項，在2022年達到峰值，為1116項，如圖1所示。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危機及不斷增加的貿易壁壘影響下，全球貨物貿易發展受到明顯沖擊，2009-2013年全球貨物貿易進出口額總體呈現下降趨勢。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進出口增長率為-22.25%。雖然2009年后全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有所回升，但增速相對緩慢。

（二）全球投資環境不樂觀，國家投資態度呈現分化狀態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放大了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在投資領域，世界主要國家對于投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部分發達經濟體對外國直接投資關于國家安全的政治考量明顯上升，顯著加強了外國投資審查機制安排和審查力度。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引資政策優惠力度。200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及流出）呈現明顯下降趨勢，雖然在2009年后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投資恢復期，但伴隨著之后保護主義的加劇，全球投資再次迎來“寒冬”，整體投資環境一直低迷。根據UNCTAD的統計數據，200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由2008年的1.697萬億美元下降到1.114萬億美元，在2008年相對2007年下降16%的基礎上，再次下降37%。雖然在2009年后出現了短暫的投資恢復期，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別增至1.24萬億美元和1.5萬億美元后，但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劇，全球投資再次迎來“寒冬”，2012年下降至1.35萬億美元，下降18%。此后一直處于波動狀態，在經歷了2020年急劇下降和2021年強勁反彈后，202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又降至1.3萬億美元，下降了12%。

二、貿易暢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秉著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原則，依托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同等“五通”內容，積極發展和合作伙伴的經濟合作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其中，“貿易暢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和“穩定器”，是推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發展的重要途徑。

（一）貿易暢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內容和“穩定器”

共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涵蓋東南亞、南亞、東亞、中亞、西亞北非及中東歐等地區多個國家，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產業結構不同，貿易互補性較大。但由于貿易政策溝通不暢，再加上由于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地緣政治問題造成貿易投資風險較高，既有的貿易互補優勢并未能發揮。雖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口總數占全球比重較高，但其經濟和貿易總量比例相對較低。UN Comtrade 數據顯示，2017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0.2萬億美元，其中進、出口總額分別為5.0萬億美元和5.1萬億美元，僅分別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15.0%和15.2%。“一帶一路”區域內進口和出口分別達到2.2和1.9萬億美元，分別占“一帶一路”經濟體進出口總額的43.2%和36.5%。貿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的貿易暢通，創新國際經貿合作機制，充分發掘各沿線國家的貿易增長潛力，促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產業合作和產業升級，進而促進共建國家經濟增長，改善共建國家人民的生活，不僅有利于破解當前全球經濟發展難題，也能夠實現共建國家的穩定發展。

（二）貿易暢通的核心內容是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發展

貿易暢通強調解決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問題，以滿足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需要。重要途徑就是立足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優勢互補，根據各國自身發展特點和優勢，立足貿易的互補性，共同建設自由貿易網絡體系。通過打造和構建多維度、多層次、多種類的交流合作平臺，加強包括貿易政策在內的經貿政策交流，實現各國家地區發展戰略和經貿制度的對接，構建“相互促進、共商共進”的多邊開放合作生態，減少貿易投資壁壘和障礙，拓寬貿易領域，優化貿易結構，加快投資便利化進程。通過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便利包含貨物、資金、技術、人員等各類貿易要素往來，降低貿易投資成本、提升貿易投資便捷度、營造良好的貿易投資環境等，進而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和投資規模，帶動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三、共建“一帶一路”推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發展的實踐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年來，沿線各個國家和地區共同努力，采取各種措施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發展。

（一）搭建政策對接的溝通交流平臺，推動貿易自由化發展

“開放合作、和諧包容、市場運作、互利共贏”是“一帶一路”的共建原則，政策溝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保障，是形成攜手共建行動的重要先導。“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能夠就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在多邊貿易規則的框架下實現宏觀戰略和經濟政策的對接，共同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并一同協商解決合作中的問題，這既能彌補WTO“協商一致”原則帶來的效率低下、議題分歧、談判擱置的不足，更能強化相關國家貿易政策在多邊框架下的合規性和一致性，有助于公平貿易、自由貿易的實現。近10年來，作為迄今為止中國為全球貢獻的最大公共產品，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搭建政策對接的溝通平臺極大地豐富了國際經濟合作和治理理念，共同推進沿線國家貿易自由化發展。

第一，牽手多國發展戰略，實現精準對接。共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沿線國家和地區根據實際情況，就經濟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展開充分交流，積極與“一帶一路”相關戰略對接。如歐盟的“容克計劃”、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蒙古國的“發展之路”、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波蘭的“琥珀之路”、土耳其的“中間走廊”、越南的“兩廊一圈”、沙特“2030愿景”、泰國的“東部經濟走廊”、匈牙利的“向東開放”、印度尼西亞的全球海洋支點、菲律賓的大建特建計劃等。

第二，簽署合作文件，推動達成廣泛共識。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表現出濃厚興趣。在此基礎上，中國也積極同相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簽署政府間合作文件，推動國際合作達成廣泛共識，持續擴大“一帶一路”朋友圈。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已經同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商簽范圍由亞歐地區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西歐等相關國家和地區，合作領域涵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投資、貿易、金融、科技、社會、人文、民生、海洋、電子商務等領域。就具體領域看，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達成一系列雙、多邊合作成果。如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埃及、老撾、沙特阿拉伯、塞爾維亞、泰國、土耳其、阿聯酋等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與16個國家簽署了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建設合作的文件。發布《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8-2020年）》，與4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85份標準化合作協議；組織召開“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會議，發布《阿斯塔納“一帶一路”稅收合作倡議》，稅收協定合作網絡延伸至111個國家和地區；與49個共建國家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國家知識產權務實合作的聯合聲明》；組織召開“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發布《“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共同主席聲明》等。

第三，舉辦高峰論壇，深化政治互信。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加強沿線國家和地區高層之間的互動互訪，不斷深化政治互信、密切溝通交流，推動政策和發展戰略對接，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貿易自由化發展。2017年和2019年舉辦了兩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共有29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1600多名代表參會，形成5大類279項務實成果。2019年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共有38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6000余名外賓參會，中國實行的舉措或發起的合作倡議、在高峰論壇期間或前夕簽署的多雙邊合作文件、在高峰論壇框架下建立的多邊合作平臺、投資類項目及項目清單、融資類項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業開展的合作項目，共計6大類283項。其中，在高峰論壇期間或前夕簽署的多雙邊合作文件共計42項，在高峰論壇框架下建立的多邊合作平臺共計27個，“一帶一路”倡議用實際行動積極維護了多邊貿易體系，推動了貿易自由化發展。2023年將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繼續為亞太和全球發展注入新動力。

第四，維護多邊主義，實現貿易暢通。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合作“貿易暢通”建設的重要目標是推動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實現貿易暢通。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參與國始終堅持多邊主義，維護多邊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通過支持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促進世界經濟重新煥發活力，推動經濟全球化蓬勃發展1。一是協調貿易政策。共建“一帶一路”中的許多領域均需新的國際規則和機制加以規范，如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標準建設上相對不足，亞投行的建立便是對現有多邊開發平臺的補充。“一帶一路”框架下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聯合體、中國—中東歐國家銀行聯合體、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融資機制，正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2二是協調區域合作與開放。從當今世界經濟形勢看，近年來簽署的區域貿易安排更多地將重心由降低關稅轉向規則重構，形成了許多超越多邊規則的制度框架，雖然在一定范圍內使得成員訴求得到滿足，成員之間的矛盾和爭議看似得到緩解和協調，但加劇了多邊規則“碎片化”發展趨勢。不同于大部分區域貿易協定法規條文的硬法性質，共建“一帶一路”涵蓋的諒解備忘錄、聯合聲明、聯合公報等具有國際軟法的特征，沿線各國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紛紛形成國內開放新格局，雙邊合作、區域合作的深度、廣度、層次都有所加強，促進了區域經濟的開放與發展。

（二）穩步推進基礎設施聯通，大幅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

設施聯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優先領域，主要是形成以鐵路、公路、航運、航空、管道、空間綜合信息網絡等為核心的基礎設施網絡，實現區域間貨物、服務、資本、信息、技術等交易成本的降低，促進要素流動、優化資源配置，為多邊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打下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1月“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東道主伙伴對話會上指出：“絲綢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暢其行、物暢其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多為發展中國家，其薄弱的基礎設施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將設施聯通作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優先方向，在推進基礎設施“硬聯通”建設的同時，注重各國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發展政策、運輸規則以及技術標準體系的“軟聯通”，軟硬聯通齊頭并舉，不僅為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更為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提供基礎性支撐。自2013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多個跨境項目已經開工建設，中國與共建國家持續推進陸、海、天、網“四位一體”互聯互通，傳統基礎設施項目合作扎實推進，新型基礎設施項目合作亮點紛呈，“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基本形成，為全球互聯互通、共同發展注入新活力。

第一，構筑“六廊六路多國多港”設施聯通的總體布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設施聯通的總體布局，既是打通貿易往來之“路”，又是改善沿線相關國家環境的民生工程，能從空間上、時間上、文化上、情感上縮短貿易距離，更好地促進沿線貿易投資便利化。在中國—中亞—西亞、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南半島、孟中印緬、中巴等“六大經濟走廊”頂層設計的基礎上，中國又先后與相關國家達成構建中尼印經濟走廊、中緬經濟走廊、瀾湄流域經濟發展帶等共識，初步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雙棲對外開放新格局。以公路、鐵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等“六路”的形式并以沿線主要國家和重要港口為依托，逐漸形成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和技術流，在聯動發展基礎上構建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這些從內陸到沿海的國際大通道將沿線相關國家的節點城市、邊境經濟合作區、重要港口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集群連接起來，已經形成經濟合作上聯動發展的聚集效應。3通過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基礎設施網絡，“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能夠實現互利合作、共贏發展，促進了多邊框架下的貿易投資便利化。

第二，圍繞“六廊六路多國多港”主體框架，構建鐵路、公路、航運、航空、管道和空間綜合信息網絡為一體的基礎設施網絡，加快推進陸海天網四位一體聯通。鐵路方面，中老鐵路、中泰鐵路、雅萬高鐵建設安全有序開展，中吉烏國際道路、柬埔寨6號公路等先后運行，瓜達爾港、漢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扎實推進。自2011年首次中歐班列首次開通，拉開中歐貿易用鐵路運輸的序幕后，中歐班列開通和開行列次不斷增加。2019年中歐班列開行8225列，同比增長29%，發運72.5萬標箱、同比增長34%，綜合重箱率達到94%。隨著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不斷提高，中歐列車運行時間縮短最快的是135小時，中國國內運行時間部分縮短為24小時，運輸成本總體下降了30%。疫情期間，中歐班列逆勢增長，跑出了“加速度”，發揮了重要通道作用。2020年，中歐班列開行超1.2萬列，同比上升50%，綜合重箱率達98.4%；通達境外21個國家的92個城市，同比增加37個；發送國際合作防疫物資931萬件、7.6萬噸。截至2023年7月底，當年中歐班列累計開行已經超過1萬列，發送貨物108.3萬標箱，同比增長27%。截至2023年6月底，110余個國內出發城市通過中歐班列通達歐洲25個國家216個城市，國內已鋪畫86條時速120公里的中歐班列運行線，成為沿途國家促進互聯互通、提升經貿合作水平的“鋼鐵駝隊”。截至2022年底，已經開通國際道路客貨運輸線路300余條。在航空領域，截至2022年底，國內航空公司經營的國際定期航班通航62個國家的153個城市，中國已與100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簽署了雙邊航空運輸協定，同時與64個國家保持定期的客貨運通航，航班總量占中國國際航班總量的60%以上。在海運領域，中國參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等港口的建設經營，已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遠洋航線聯系，航線覆蓋“一帶一路”沿線所有沿海國家和地區。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列已覆蓋我國中西部18個省（區、市），貨物流向通達全球100多個國家的300多個港口。同時，中國也通過國際海底電纜和多條國際陸地電纜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相連接。

第三，注重“軟硬聯通”有機結合，推進貿易便利化發展。在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同時，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也加強了貿易規則的互聯互通。如在WTO《貿易便利化協定》的規則框架下，通過加強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的海關合作，以及檢驗檢疫、認證認可、標準計量、統計信息等方面的雙多邊合作，做好實踐、推廣經驗；改善邊境口岸通關設施條件，加快邊境口岸“單一窗口”建設，降低通關成本，提升通關能力；還加強供應鏈安全與便利化合作，推進跨境監管程序協調，推動檢驗檢疫證書國際互聯網核查，開展“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積極推進農產品快速通關“綠色通道”建設，已有50多種農產品食品實現檢疫準入，中國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的農產品通關時間縮短了90%。截至2019年底，中國海關已經與15個經濟體的42個國家（地區）簽署AEO互認安排，互認國家（地區）數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包括1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推進相關國家降低非關稅壁壘，共同提高技術性貿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通過開放性強、自愿性強的合作論壇模式，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機制、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成為貿易便利化建設的典范

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自由化成效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年來，在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共同努力下，該倡議已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共建“一帶一路”將使參與方貿易增長4.1%，吸引外資增長5%，低收入國家GDP增長3.4%，到2030年有望每年為全球帶來1.6萬億美元收益，占GDP的1.3%，幫助近4000萬人口脫貧。10年來，共建“一帶一路”以貿易暢通為重點內容，通過搭建高峰論壇政策交流平臺，搭建進口博覽會、境外合作園區等貿易促進平臺，推進貿易方式創新，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不斷深化經貿合作，沿線國家和地區政策溝通更加順暢，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顯著提升，沿線各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及貿易投資往來也更加頻繁。

（一）共建“一帶一路”促進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發展

貿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界定，不同的國際組織對其含義有不同的闡述。其中，世界銀行把規范國際貿易中的標準，減少貿易程序中相關阻礙，從而加快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效率的措施定義為貿易便利化；世界貿易組織把簡化和規范國際貿易過程中相關的貿易行為、貿易程序看作是貿易便利化。通過比較各機構對于貿易便利化的表述和涵蓋范圍，將從簡化貿易程序、減少貿易障礙、降低貿易成本等角度解釋貿易便利化，并在此基礎上選取貿易便利化水平相關指標。

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發展水平測度

（1）指標構建。參考Wilson評價貿易便利化的指標構建（口岸、海關、制度、電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分后，共選取4個一級指標及其下分的15個二級指標，具體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其中，基礎設施（A）是衡量貿易便利化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它代表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持續發展的普遍必要物質條件，同時反應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一國有良好的基礎設施，進行國際貿易的運輸效率就會提高。所以一些國內公路、鐵路、港口發展落后的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就會處于劣勢。本報告將一級指標“基礎設施指標”分為“公路質量指數（Quality of Road）”、“港口基礎設施質量指數（Quality of Port Infrastructure）”、“航空基礎設施質量指數（Quality of Ai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和“供電質量（Quality of electricity supply）”這4個二級指標來表示。

制度環境（B）是保證一個國家貿易順利完成的基礎，制度環境的好壞也從側面反映了的貿易便利化的程度。本報告將一級指標“制度環境指標”分為“政策透明度（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of Policy Making）”、“政府管制負擔（Burde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司法獨立性（Judicial independence）”、“爭端解決效率（Efficiency of Legal Framework in Settling Disputes）”。

海關環境（C）是貿易便利化的重要環節。一個國家的海關環境對于貨物進出境的通關效率的影響最為直接，是衡量一國貿易便利化不可缺少的指標。本報告將海關環境指標分為關稅壁壘（Trade-weighted tariffrate(harddata)）、海關手續負擔（Burden of customs procedures）和“貿易壁壘（Prevalence of tradebarriers）”這三個二級指標。

電子商務與金融服務指標（D）是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的關鍵。一方面，相較于過去依靠傳統電報書信時代，現代信息技術發展極大促進了貿易發展，大大縮短了進出口國家雙方之間信息傳遞的時間。另一方面，金融服務的穩定性與便捷性可以為跨境資金流動提供保障，因此，根據前人的經驗和數據的可得性，本報告將電子商務與金融服務指標分為最新技術的可用性指數（Availability of Latest Technologies）、互聯網用戶數量（Internet users(hard data)）、銀行穩定性（Soundness of banks）、獲得貸款便利性（Ease of access to loans）這4個二級指標。

（2）測度范圍

基于數據可得性考慮，本報告主要選擇5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中國的相關數據，數據年份為2008-2019年，具體國家選擇見表2。

（3）數據處理

本報告的數據來源為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CR）。

首先，選取線性變換法進行統一標準化處理。關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原始數據進行規范化處理，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內容。一方面，針對部分國家部分年限數據缺失的問題，采取對前后兩年取平均數或可替代指標補充該年數據。另一方面，由于所選取的二級指標數據的取值范圍不同，一部分指標在1-7之間，另一部分指標在0-100和1-5之間，各指標間不具備可比性，故選取線性變換法進行統一標準化處理。

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特征

（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按照前面對于貿易便利化水平指標的處理方式，本報告計算了2008-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51個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從圖2可以看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2017到2018年的增速最大，但在2019年驟然下降，其下降原因可能是中美貿易摩擦。

（2）不同區域貿易便利化水平呈現較大差異。由圖3可知，六大區域中，西亞地區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最高，中亞地區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最低。從2013-2019年的數據中直觀看出，從共建“一帶一路”提出以來，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差距在逐漸縮小，同時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異質性。

（3）貿易便利化的不同要素間存在較大差異。由圖4可以看出，海關環境與電子商務與金融服務的便利化水平最高，對貿易的影響較大。4個一級指標中電子商務與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及制度環境的上漲速度較快，特別是在2017-2018年速度猛增，說明沿線國家越來越重視物流運輸、金融產品服務及物聯網等建設，同時各國政府也在積極提供相應的政策。

立足于以往文獻的經驗，報告構建了包含基礎建設、海關環境、制度環境及電子商務與金融服務4個科學全面的貿易便利化測評體系，最后在測算結果的基礎上進行指標的橫向比較、沿線國家總體縱向比較、區域的橫向比較等等。在橫向區域分析中將沿線國家劃分為6大板塊，可以看出沿線國家總體上貿易便利化水平不高，其中西亞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最高，中亞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最低。總體上，隨著共建“一帶一路”的推進，沿線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顯著提升。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合作穩步發展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穩步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稱為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增長的重要伙伴。

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RTA不斷增多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快實施后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此后，中國區域貿易協定簽署速度明顯加快。截至2023年8月底，中國已與2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21個區域貿易協定，貿易伙伴覆蓋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歐洲和非洲。其中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新簽或者升級的RTA共有14個，分別為中國-尼加拉瓜自由貿易協定（2023）、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第二階段，2019）、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升級，2018）、中國-厄瓜多爾自由貿易協定（2023）、《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2020）、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升級，2017）、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升級2021）、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2015）、中國-馬爾代夫自由貿易協定（2017））、中國-柬埔寨自由貿易協定（2020）、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升級，2015）、中國-韓國自由貿易協定（2015），中國-格魯吉亞自由貿易協定（2017）、中國-毛里求斯自由貿易協定（2019），同時宣布進行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升級（2019），可見，其中涉及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根據WTO的數據，2013年以來，全球共向WTO通報161個區域貿易協定（RTA），其中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75個，占全部新簽區域貿易協定總數的46.6%，這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非沿線國家之間簽署的63個（占比39.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簽署的12個（占比7.5%）。“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如英國、歐盟、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智利、韓國及澳大利亞等簽署較多，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英國共簽署13項RTA，與歐盟簽署7項RTA。“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中國、印度、俄羅斯簽署RTA較多。這75項區域貿易協定中，按覆蓋范圍劃分，貨物貿易共29項，占比38.6%；服務貿易共1項，占比1.3%；同時涵蓋貨物和服務貿易的共45項，占比60.0%。按照法律依據，42個RTA是根據GATT第24條河GATS第5條簽署的，占比56.0%；24個事根據GATT第24條簽署的，占比32.0%；1個是僅根據GATS第5條簽署的，占比1.3%；3個是根據授權條款和GATS第5條簽署的，占比4.0%；5個是僅根據授權條款簽署的，占比6.6%。按照RTA的類型分，75項RTA中，稅同盟和經濟一體化協定均只有1個，各占比1.3%；自由貿易協定共25個，占比33.3%；自由貿易協定和經濟一體化協定共45項，占比60.0%；優惠貿易協定共3項，占比4.0%。

2.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增速明顯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年來，隨著建設不斷深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有效地提高了沿線國家間貿易總體水平，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貿易總額穩步增長，逐步發揮了共建國家對外貿易發展對促進全球貿易增長的重要作用。2014-2019年，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累計超44萬億元，年均增長達到6.1%，中國已經成為沿線25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海關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規模創歷史新高，由2013年的6.46萬億元增長至2022年的13.76萬億元，同比增長19.4%，高出外貿整體增速11.7個百分點，累計增長了1.1倍，占中國外貿總值的比重由25%提升至32.9%，提高了7.9個百分點。2013-2022年，中間產品出口占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比重由49.8%升至56.3%。2023年上半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額高達6.89億元，同比增長9.8%，高出外貿整體增速7.7個百分點。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汽車零配件、鋰電池、自動數據處理設備的零附件等中間產品分別增長39.3%、34.3%和28.9%。同期，自沿線國家進口能源產品、農產品也分別增長了5.7%和17.9%。中國以鐵路運輸方式對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23.8%，以公路運輸方式對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63.6%。同時，中西部地區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23.2%，占同期中國與沿線國家進出口總值的21.2%，同比提升了2.3個百分點。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服務貿易總額在2015-2021年間累計達到6700億美元，年均增長5.8%，占同期中國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2%上升至14.7%。

3.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向投資穩步增長

2013年迄今為止，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相對穩定，即使在全球投資持續低迷的環境下，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資占同期總投資的比重仍呈上升趨勢。2013-2022年期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額累計達到1822.7億美元。從涉及產業上來看，2013-2016年間，70%的“一帶一路”項目集中在基建能源領域；從2017年以來，基建能源投資額占比減少至約40%，制造業、服務業、科技業等占比明顯提高（約占60%）。2022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由2013年的115億美元增加到209.7億美元（1410.5億元人民幣），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由12.5%提升至17.9%。2023年1-7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53.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3.2%（折合136.9億美元，同比增長15.3%），占同期總額的19%，較2022年同期上升0.8個百分點。

同時，沿線國家和地區對華投資也不斷增長。商務部數據顯示，2013-2022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華累計直接投資超過800億美元（含通過部分自由港轉投資，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占同期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重基本保持在6%左右。

4.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交流不斷深入

在經貿園區建設方面，中國共與周邊國家已設立2家跨境經濟合作區，分別為中國哈薩克斯坦霍爾果斯國際邊境經濟合作中心和中國老撾磨憨-磨丁經濟合作區。除跨境經濟合作區，中國與“一帶一路”倡議共建國家還建立了多個境外經濟合作區。當前，中國企業正在投資建設69個具有境外合作貿易性質的項目，分布在33個國家，入駐企業1088家，其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的有48個。截至2022年底，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合作區已累計投資3979億元人民幣，為當地創造了42.1萬個就業崗位。

對外承包工程方面，2015-2022年，我國企業實現了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數量與合同額的波動式增長。2020年，我國企業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的61個國家新簽了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5611份，實現新簽合同額1414.6億美元，同比下降8.7%，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5.4%；完成營業額911.2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8.4%。2022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5514份，新簽合同額8718.4億元人民幣，增長0.8%（折合1296.2億美元，下降3.3%），占同期中國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2%；完成營業額5713.1億元人民幣，下降1.3%（折合849.4億美元，下降5.3%），占同期總額的54.8%。2023年1-7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3672.3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7%（折合527.3億美元，同比下降7.9%），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9.2%；完成營業額312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4%（折合448億美元，同比增長1.5%），占同期總額的55.3%。

加強科技合作，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促進發展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同時為“一帶一路”重大工程項目順利推進和實施提供技術保障。截至2021年末，中國已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簽署了84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支持聯合研究項目1118項，投入資金達30億元，接收14201名青年科學家來華從事短期科研、18萬科研人員來華交流培訓，在農業、新能源、衛生健康等領域啟動建設53家聯合實驗室。面向東盟、南亞、阿拉伯國家、中亞、中東歐國家、非洲、上合組織、拉美建設8個跨國技術轉移平臺，并在聯合國南南框架下建立“技術轉移南南合作中心”。隨著共建“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融資租賃、創新投融資平臺、多元化金融產品、普惠投資項目的產出效果與持續的風險管控能力不斷提升，將會進一步促進科技創新合作和人員交流，驅動高技術服務貿易加快發展，促進高技術合作項目投資增長，并為網絡、外空、極地等新領域的經貿合作拓展空間。

5.通過資金融通為貿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發展提供保障

資金融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較高的地緣政治風險，不僅需要提供金融支持，還需要創新融資工具和金融產品，助力共建“一帶一路”行穩致遠。2017年，中國財政部與28個國家國家財政部門共同核準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為“一帶一路”資金融通提供潛在的金融標準和制度規范。截至2020年末，已有11家中資銀行在2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近80家一級機構，日益成為共建國家發展所依托的重要助力。截至2019年11月底，交易所債券市場新發行6只“一帶一路”債券（含資產證券化產品），募集資金67億元。截至2022年末，中國已與20余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與10余個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機制，并與近40個沿線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合作文件，金融服務沿線國家能力持續提升。

為給“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支持，2014年11月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2015年12月中國發起設立全球首個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目標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截至2022年底，絲路基金累計簽約項目70余個，承諾投資金額超過200億美元。截至2023年1月，亞洲基礎設施銀行成員數量由啟動運營時的57個增至106個，覆蓋了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成為成員數量僅少于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國際多邊開發機構。2016-2022年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累計批準202各項目，融資金融超過388億美元，撬動資本近1300億美元，涉及能源、交通、水務、通信、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與成員國經濟的“綠色復蘇”，項目遍布全球33個國家。

通過出口信用保險為加強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提供金融保障。2013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為沿線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專門機構和專門承保政策，對“一帶一路”相關業務優化承保條件、加快審批效率，而且在海外增設代表處和工作組，搭建起“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直接服務網絡，有序推進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截至2022年底，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共與超過240家銀行建立了業務合作，與39家中資銀行簽署了框架和專項合作協議，引導各類合作銀行向出口企業和“一帶一路”項目提供融資支持。2022年全年累計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和投資1931.9億美元，較2021年增長13.7%；支付賠款4.9億美元。截至2023年3月，中國出口信用保險支持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和投資達1.8萬億美元，累計支付賠款91.5億美元，充分發揮了風險保障和融資促進作用。

五、總結與未來展望

10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跨越了三個發展階段。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標志著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合作倡議正式提出。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辦，標志著“一帶一路”建設進入謀篇布局的“大寫意”階段。2021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建設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帶一路”成為當今世界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標志著共建“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10年間，共建“一帶一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自由化水平大幅提升，中國與沿線國家間貿易投資合作進一步拓展。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其中共享建設成果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也是“一帶一路”高質量和可持續推進的重要保障。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代表了一種美好的愿景，開啟了一種國家間互利共贏的經濟發展新模式，不僅提出了國家間合作的新理念，更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提出了新方案。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應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為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抓住變局機遇，推動全球良性發展4。未來，共建“一帶一路”要充分總結過去的建設經驗，搭建更廣范圍的貿易投資合作平臺，以對接助力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以對接增強合作體系內部統籌協調。在尊重現有國際合作和全球貿易治理機制的基礎上，通過“一帶一路”合作體系建設共同探索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路徑，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1 張怡恬，吳感地.“一帶一路”驅散逆全球化陰霾的東風[N].人民日報，2017-04-23：005.

2 王志民，陳宗華.“一帶一路”建設的七年回顧與思考[J].東北亞論壇，2021（1）：111.

3 王志民，陳宗華.“一帶一路”建設的七年回顧與思考[J].東北亞論壇，2021（1）：105.

4 姜安印，劉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視野下的“一帶一路”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21（1）：10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