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大匯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 巴曙松1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十年來，雖然全球經濟發展面臨巨大挑戰、全球化進程遭遇強勁逆流、地緣政治沖突仍舊不斷，但在中國積極倡導合作共贏的理念下，“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推動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在不同地區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與進展，但也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本篇報告將以東南亞、中亞、南亞、非洲、拉美和西亞六大次區域為研究對象，結合不同區域各自擁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地緣優勢、稟賦特征和發展潛力，聚焦于“一帶一路”倡議下各區域的經濟發展趨勢與經濟增長潛力，為未來的合作與發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議。
一、“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經濟發展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倡議由此進入國際社會視野。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的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不斷發展壯大，獲得了以聯合國為首的國際組織和相關國家的認可和支持。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簽署合作協議的國家數目逐年增加，目前已吸引全球超過3/4的國家參與。截至2023年6月，已有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涵蓋互聯互通、貿易、投資、金融、社會、海洋、電子商務、科技、民生、人文等領域。
十年來，“一帶一路”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總量不斷增加。截至2022年底，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151個國家中，144個國家（敘利亞、黎巴嫩、阿富汗、古巴、巴勒斯坦、紐埃、庫克群島無數據）的GDP總值為23.28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值的23.23%，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68%。根據麥肯錫預測，到2050年，“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將會貢獻全球GDP增量的80%左右，發展潛力巨大。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共建“一帶一路”使參與方貿易增加4.1%，吸引外資增加5%，使低收入國家GDP增加3.4%。受益于“一帶一路”建設，2012-2021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GDP占全球份額提高3.6%。世界銀行測算，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每年將為全球產生1.6萬億美元收益，占全球GDP的1.3%。2015-2030年，760萬人將因此擺脫絕對貧困，3200萬人將擺脫中度貧困。
（一）東南亞：產業鏈重構的受益者
東南亞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次區域，同時兼備海緣與陸緣功能的結合地帶。東南亞地區位于中國以南，區域位置較為獨特。東南亞地區共包含十一個國家，分別為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文萊、東帝汶、泰國、越南、新加坡、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目前均已同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這一地區橫跨南北半球、連接三大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溝通兩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是聯通世界幾個主要經濟體（中國、美國、日本、歐盟）的重要通道。十年來，“一帶一路”與東南亞國家實現發展戰略對接或相關舉措接續落地，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1.富有經濟活力和發展潛力
近年來，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較快，市場發展潛力明顯。十年來，東南亞地區GDP十年年均復合增長率為4.14%，高出全球水平1.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東盟內部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均衡，既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新加坡，也有近年來迎來經濟高速增長、頗受矚目的新興經濟體越南，也有不發達國家行列的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其中越南增長率為6.64%，是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柬埔寨、老撾、菲律賓增速也較快，分別為6.18%、5.92%和5.56%。2022年，東南亞地區生產總值共約3.66萬億美元，占亞洲生產總值約9%，占世界生產總值約3.5%。其中印度尼西亞GDP總量1.32萬億美元穩居東南亞國家首位，規模遠超其余十國，緬甸、柬埔寨、老撾和文萊的經濟體量較小，GDP總量合計僅在東南亞國家中占據不到4%的比例。過去十年，東南亞地區人均GDP從2013年的4201.507美元增至2022年的5434.08美元，復合增長率達2.90%。2022年，東南亞地區人均GDP最高的國家為新加坡、文萊與馬來西亞，分別為8.28萬、3.77萬、1.24萬美元。
從進出口的增速來看，除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有一定下滑外，過去十年東南亞地區（東帝汶無數據）進出口增長迅猛，商品和服務出口額平均增速達5.47%，進口額平均增速達5.24%。其中，出口增速最快的國家分別為越南、柬埔寨與老撾，增速分別為10.61%、10.53%與8.66%；進口增速最快的國家分別為越南、柬埔寨與菲律賓，增速分別為10.59%、9.91%與7.99%。東南亞地區的進出口數據清晰地揭示了其與世界經濟貿易的聯系日益加深，不僅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也在國際貿易格局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一趨勢預示著東南亞地區在未來將繼續深化其與全球經濟的合作與互動，為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2.產業鏈重構下的產業轉移
近年來，在其他部分國家人口紅利減弱、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升級等因素的影響下，多國企業開始將產能逐漸向成本更低的東南亞轉移。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五國憑借明顯的區位優勢和相對完善的工業基礎逐漸成為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外資流入地，并很大程度上協同帶動了地區工業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
從地理位置來看，東南亞地區地理優勢突出，許多主要沿海城市都有自己的國際港口和貿易中心，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等。其海運專線有著路線成熟、載貨量大、成本較低的特點，利于其他國家跨境運輸工業原料、中間品以及東南亞向全球出口產成品。
從政策支持來看，大部分東南亞國家暫未出臺與化工業相關的限制政策，且多個國家陸續頒布減稅、免稅政策。比如，馬來西亞規定投資額在5億馬幣以上的制造業的新進投資，可獲為期15年全額免稅；越南制定了《外國投資法》，給予特別鼓勵投資地區的項目和特別鼓勵投資的項目4年免交所得稅及四年后減半征收的優惠。
從人口紅利來看，近年來，東南亞國家人口數量持續增長，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消費市場。2013年東南亞地區總人口6.25億人，2022年為6.76億人，年均復合增長率為0.88%，其中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老撾、文萊六國的近10年復合增長率均在1%以上，實現了人口的持續平穩增長。
從各國承接的產業來看，主要品牌包括電子、游戲及軟件、零售制造業、汽車等。在手機、汽車、數據中心等眾多終端廠商不斷遷移的帶動下，近年來東南亞各國電子產業迎來了高速發展，其中電子元器件產能占全球的比例已經達到20%，并且在制造、封測、MLCC、PCB、零部件組裝等特定領域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聚集效應。
（二）中亞：貿易差額由逆轉順
中亞在狹義上一般指“中亞五國”，位于亞洲腹地，地緣位置獨特。這些國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承載著多樣的民族和宗教背景。中亞地區具體包含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這五個國家。過去十年，中亞地區經歷了經濟發展的轉型和變革，也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同時，中亞地區作為共建“一帶一路”的首倡地，已經成為亞洲通過陸路與歐洲市場鏈接的重要樞紐、西向開放的黃金通道。
1.疫情以來增長強勢
近十年來，中亞地區經濟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中亞地區過去十年復合GDP增長率為4.1%。整體上低于亞洲發展中國家平均增長率5.7%，高于全球平均增長率3.1%。新冠疫情以來，中亞地區經濟增長強勢，GDP增長率已高于亞洲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平均水平。近十年來,中亞地區中平均GDP增長率前2位的國家分別為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分別為7.1%和5.9%。2022年末，中亞地區GDP為4057.2億美元，占全球GDP的0.4%。中亞地區中GDP前2位的國家分別為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占中亞地區總GDP的55.7%和19.8%。2022年末，中亞地區人均GDP為5208.94美元，整體上低于亞洲發展中國家人均14328.73美元與全球人均12527.30美元。
過去十年，中亞地區進出口實現從經常賬戶逆差向順差的轉變。2022年，中亞地區的出口額和進口額都有較大增長，分別增長8.95%與13.29%，遠高于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增長幅度1.91%與1.05%，以及全球平均出口額和進口額增長幅度4.79%與5.45%。從國家細分來看，其主要體現在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貿易逆差明顯好轉。
2.過度依賴第一產業
十年來，雖然中亞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至2021年略有下降，從2012年的16.35%下降至2021年的15.24%，但仍遠高于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不包括高收入）的7.95%與全球平均水平4.30%。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至2021年保持穩定，2021年中亞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為33.60%，稍低于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不包括高收入）的39.0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7.59%。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至2021年略有上升，從2012年的42.05%上升至2021年的43.93%，但仍明顯低于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不包括高收入）的52.57%與全球平均水平64.42%。可見，中亞地區整體經濟實力相對于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不包括高收入）與全球平均水平較弱，主要體現在第一產業占比過大、第三產業對于GDP的貢獻明顯不足上，產業轉型升級將帶來廣闊的成長空間。
（三）南亞：經濟增長領跑全球
南亞次大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域，包括7個國家，包含了超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由于截至目前印度尚未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因此除特別說明外，本文數據僅包含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和馬爾代夫6個國家。“一帶一路”南亞國家包含了全世界5%以上的人口，但僅占世界GDP的1%，是繼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后全球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1.經濟地位不斷提升
近十年來，南亞6國地區經濟呈增長態勢，經濟水平不斷提高。GDP總量從2013年的4854.3億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9606.9億美元2，占全球GDP總量的比重從2013年的0.6%增加至2022年的1.0%。南亞地區過去十年年均復合增長率為7.9%，顯著高于世界3.0%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和亞洲發展中國家5.7%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從人均GDP上看，受制于人口基數大、經濟發展層次低等因素的影響，南亞地區人均GDP從2013年的1364.4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2272.5美元3，年均復合增長率為5.8%，顯著高于世界1.9%的人均GDP增速，展現出較強的發展潛力。同時，由于政治動蕩、教育落后等原因，南亞地區失業率長期處于高位，2022年失業率為7.2%，高于世界5.8%的失業率水平。
總體看，南亞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逐步提高，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和影響力逐漸提升；無論是從GDP增速、人均GDP增速、GDP復合增速還是人均GDP復合增速上看，南亞經濟體均展現出作為新興經濟體強大的發展潛力；但由于長期遭受殖民侵略的歷史因素，以及內部的民族、種族、宗教紛亂等因素，再加上人口密度和基數較大的原因，人均GDP大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了南亞地區人民生活水平仍然較為低下，失業率也高居不下。
2.產業結構不斷升級
南亞地區是一個農業大區，在世界第一產業增加值中占比較大，但2018年來第一產業占比逐年下降，有逐步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趨勢；工業化程度較低，落后于全球，但保持持續追趕的態勢，在全球第二產業的比重也越來越高；服務業地位顯著上升，但存在較大的潛在增長空間。
從第一產業來看，近十年來，南亞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從2013年的4143.0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7189.1億美元4，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3%，高于全球第一產業增加值3.4%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從第二產業來看，南亞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從2013年的1325.2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488.2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7.2%，顯著高于全球第二產業增加值3.0%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從第三產業來看，南亞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從2013年的2617.0億美元增加至2021年的5605.9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8.8%，顯著高于全球第三產業增加值2.9%的年均復合增長率。
（四）非洲：產業附加值有所提升
非洲位于東半球的西南部，共54個國家，約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20.2%，為世界第二大洲。由于地理位置、氣候特點、歷史原因等，非洲國家長期處于落后水平。非洲共54個國家中，除毛里求斯和斯威士蘭外的52個國家均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過去十年，中非“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了非洲經濟發展的轉型與變革，但非洲經濟仍發展緩慢，在進出口貿易和債務問題上都面臨著一定的挑戰。
1.第三產業正在逐步崛起
從區域內GDP總量來看，過去十年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非洲地區共51個國家（蘇丹無數據）整體的GDP復合增長率達1.96%，與亞撒哈拉地區增長率的1.96%相同，遠低于全球平均增長率3.05%，整個非洲區域在過去十年的增長速度較慢。同時，非洲區域內整體經濟發展不平衡情況十分嚴重：2022年，GDP總量前五名的非洲地區國家尼日利亞、埃及、南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總GDP達16917.8億美元，占非洲地區總量的34.26%；GDP總量后五名的國家岡比亞、賽舌爾、幾內亞比紹、科摩羅、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總GDP僅75.5億美元，僅占非洲地區總量的0.15%。
從出口情況來看，非洲地區商品與服務出口額占GDP的比例從2013年的30.48%上升至2022年的31.30%，近三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達11.50%，說明疫情以來非洲地區商品與服務出口恢復速度強勁。同時，從商品與服務的出口結構來看，作為第三產業的運輸業與旅游業的占比均有所上升，2022年非洲地區運輸業出口額占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的比例為26.22%，同比增長9.13%；運輸業出口額占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的比例為44.37%，同比增長16.58%。說明非洲地區高附加價值的第三產業正在快速崛起，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與普及，非洲地區有望逐漸脫離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
2.部分國家債務問題凸顯
過去十年，隨著發展建設的需要和貿易頻繁，非洲地區債務負擔加重。過去十年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非洲地區共49個國家（蘇丹、索馬里、利比亞無數據）平均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達63.38%，高于亞撒哈拉地區的56.30%，低于亞洲發展中國家的73.74%，十年復合增速達5.89%，遠高于亞撒哈拉地區的1.96%，逼近亞洲發展中國家的6.46%。其中，厄立特里亞、佛得角、莫桑比克的債務總額占GDP比例均超過100%，面臨著嚴重的債務問題，同時剛果（金）與塞拉利昂的債務總額占GDP比例也逼近100%，且過去十年復合增速在10%以上。
（五）拉美：大宗商品拉動經濟拉丁美洲指美國以南的美洲地區，包括中美洲、西印度群島和南美洲。拉丁美洲共有33個國家及若干未獨立地區，本文分析的拉美地區僅包括拉丁美洲中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共21個，包括智利、圭亞那、玻利維亞、烏拉圭、委內瑞拉、蘇里南、厄瓜多爾、秘魯、阿根廷、哥斯達黎加、巴拿馬、薩爾瓦多、多米尼加、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達、多米尼克、格林納達、巴巴多斯、古巴、牙買加、尼加拉瓜。
1.經濟增長緩慢且不均
過去十年，拉美地區年復合GDP增長率僅0.46%，遠低于整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1.04%、亞洲發展中國家的5.68%與全球平均水平3.05%，占全球GDP的比例從2013年的2.32%下滑到2022年的1.87%，整體經濟增長緩慢。2022年，拉美地區（古巴無數據）GDP為18707.18億美元，其中GDP前3位的國家分別為阿根廷、智利與秘魯，分別占拉美地區總GDP的33.80%、16.08%與12.96%。2022年，拉美地區的人均GDP分布差距較大，人均GDP最高的國家圭亞那達18,989.8美元，而人均GDP最低的國家尼加拉瓜僅2,255.4美元。
受全球疫情、俄烏沖突影響，原油、礦石、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近年來持續上漲，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讓智利、秘魯、哥倫比亞等石油、農產品凈出口國受益。但要注意的是，此輪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與本世紀初有所不同，本輪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是由于疫情、俄烏地緣政治沖突導致的供給短缺，沒有強勢的經濟增長作為基礎，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位運行不具備可持續性，很難支撐拉美國家持續的經濟增長。當后疫情時期經濟“反彈效應”耗盡，以及貨幣政策緊縮導致消費和投資水平下降，或將對拉美地區的經濟帶來壓力。
2.政策空間受多重制約
受疫情沖擊、烏克蘭危機、美聯儲連續加息、氣候變化和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等多方面的影響，當前拉美多國面臨通貨膨脹和債務的雙重壓力，大幅縮窄了拉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
從通貨膨脹情況來看，2022年，拉美地區和加勒比地區整體通貨膨脹率達到15.4%，同比增長3個百分點，其中作為拉美第三大經濟體的阿根廷，通貨膨脹達到了三十年以來的最高水平94.8%，而哥倫比亞、智利的通脹率約為13%，墨西哥的通脹率也達到7.8%，均達到二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美聯儲加息等輸入性因素和疫情激勵政策等內源性因素疊加，導致了拉美地區主要經濟體的通脹率不斷攀升。
從債務情況看，參與“一帶一路”合作的拉美地區近十年的債務總額和其占GDP的比例不斷攀升，其債務總額從2013年的7,433.6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12,499.9億美元，占GDP的比例從2013年的41.51%增加至2022年的66.80%。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參與“一帶一路”合作的拉美地區66.80%的債務總額占GDP比例遠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46.82%的債務總額占GDP比例。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拉美地區經濟均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拉美地區近十年的財政收入均低于財政支出，十年平均財政赤字率為3.67%；2022年拉美地區的凈貸款/借款占GDP比例為-2.55%，整體對外借款大于對外貸款且外債率持續上升。
（六）西亞：能源產業帶動經濟
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中，西亞區域的國家包括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土耳其、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爾、也門、阿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科威特、黎巴嫩、塞浦路斯、阿富汗等20個國家。該區域位于亞洲西部，自阿富汗至土耳其，是聯系亞、歐、非三大洲和溝通大西洋、印度洋的樞紐。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已成為“一帶一路”的戰略支柱。
1.能源產業為優勢產業
近十年來，西亞20國GDP總量從2013年的3.94萬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4.57萬億美元5，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7%，顯著低于世界3.0%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占全球GDP總量的比重從2013年的5.1%下降至2022年的4.5%，整體上看西亞地區經濟地位相對下降。2022年末，西亞20國GDP總量占全球GDP總量的比重為4.5%。其中GDP總量前兩位的國家分別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兩國GDP總量合計占西亞地區GDP總量的44.2%，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在2013-2022年間GDP年均復合增長率較低，僅為-0.6%。從人均GDP上來看，2022年末，西亞20國中僅有8個國家人均GDP高于12702.9美元的全球人均GDP水平6。
西亞地區屬于典型的資源型產業結構，以油氣、礦產的開采和加工為支柱產業，產業結構單一、貿易結構相似度較高，容易受大宗商品價格周期的影響。2022年末，西亞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為1780.0億美元7，僅占世界第一產業增加值的4.1%，占西亞20國GDP總量的比重為3.9%。2022年，西亞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85萬億美元，占世界第二產業增加值的6.6%；西亞地區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7%，明顯高于同期全球28.0%的水平；2013-2022年，西亞20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45.0%下降至40.5%，與此同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總體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可以看出西亞地區的發展重心正在逐步向旅游業、水利交通等服務業轉型。
2.進出口呈現雙向萎縮
從貿易總額來看，2013-2022年，西亞20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3.10萬億美元增加至3.29萬億美元8，年均復合增長率為0.6%，顯著低于全球3.2%的水平；西亞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從2013年的6.7%減少至2022年的5.3%，這是出口、進口萎縮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原因系西亞地區作為“五海三洲”之交界地，長期處于戰爭、民族矛盾尖銳化、政局不穩定的狀態之下，近幾年該問題尤為顯著。2022年西亞20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最高的四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沙特、阿聯酋、以色列，四國合計占西亞貿易總額的70.7%，除了以色列外，這主要是得益于西亞地區天然的油氣資源稟賦以及“一帶一路”的建設。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經濟展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建‘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發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為亞洲、拉美、歐洲和非洲的經濟增長、就業創造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具有推動區域一體化、加強國際關系和促進參與國共同繁榮等更大的潛力。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根據資源稟賦、地緣優勢、勞動力成本、產業發展程度差異精準布局，推動經貿合作從加工制造型、資源利用型、農林開發型等傳統產業，向商貿物流園區、高新技術園區等服務型、科技研發型園區轉型升級，在持續推進對外直接投資、海外工程承包合作、海外勞務合作、進出口貿易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情況不斷推陳出新，通過建立境外經貿合作區、開拓第三方市場、開展數字經濟合作、投資經營民生發展合作等創新合作形式，持續加強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等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更加重視發展合作的普惠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推動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
（一）東南亞：數字經濟領跑全球
如前文所述，人口基數大、就業市場活躍、市場開放程度高，是東南亞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而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正成為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長的另一重要引擎。互聯網巨頭谷歌公司、淡馬錫控股和咨詢公司貝恩于2022年10月聯合發布《2022年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乘風破浪，走向機遇之海》稱，近年來東南亞地區互聯網用戶增長迅猛，從2019年的3.6億左右增至2022年的約4.6億，年均復合增長率達8.5%，遠超東南亞地區的總人口增長率；2022年底，東南亞市場的數字消費者占當地人口的比例約為82%，遠高于2019年63%的數字消費者占比，該比例預計將在2027年上升至88%；在全球宏觀經濟下行趨勢的背景下，東南亞數字經濟發展逆勢而行，2022年東南亞數字經濟成交金額（GMV）有望達到1940億美元，2019-2022年東南亞數字經濟GMV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約為24%，未來3年內有望保持20%左右的年均復合增速，預計將在2025年達到3300億美元，該GMV規模比淡馬錫、貝恩和谷歌在2016年的報告預期中早了三年。
2017年，“一帶一路”正式提出數字絲路建設的倡議，進一步加速了東南亞各國的數字經濟國際合作。2017年12月，中國、老撾、泰國等七國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致力于實現互聯互通的“數字絲綢之路”，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2020年被稱為“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中國面向印度尼西亞、老撾等國開展了北斗應用系列活動，協助泰國打造5G智能示范工廠，分別在老撾、柬埔寨、緬甸等國家建設了海外云計算中心，一系列舉措持續加強了東南亞各國在電子商務、科技創新、5G網絡、智慧城市等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建設，讓東南亞數字經濟在深化務實合作中獲得提質升級、邁上更高臺階。
作為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次區域之一，在數字經濟發展領域，無論是電子商務、旅行、外賣、交通運輸或是在線媒體行業，東南亞為我們留下了非常廣闊的想象空間，未來的經濟數字化道路潛力無限。若能進一步擴大受眾群體，并通過ESG因素和“一帶一路”合作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未來東南亞有望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的領跑者。
1.越南：未來的數字經濟領跑者
2022年，越南超過新加坡和菲律賓，成為東南亞第四大經濟體。疫情之下，盡管越南經濟增長受到了一定的阻礙，但疫情催生的數字化轉型需求成為了越南GDP增長新的助推劑：《2022年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顯示，2019-2022年越南數字經濟規模從130億美元增長至230億美元，有望在2025年達到490億美元，2022-2025年均復合增長率預計達到31%，將成為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目前，越南的數字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電子商務、網絡通信、網絡安全等領域，發展成果斐然。電商方面，2022年越南電商規模約140億美元，已成為東南亞第三大電商市場，僅次于印尼和泰國，而2022年越南電商白皮書的數據顯示，網上購物的消費者人數從2017年的3360萬人快速增長到2020年的4930萬人和2021年的5460萬人，預計2022年將達到5700-6000萬人；網絡通信方面，據越南信息與傳媒部的數據，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產業迎來高速發展，2022年總營收達1480億美元，較2021年增長8.7%，對GDP的貢獻率約7.18%；網絡安全方面，據俄羅斯信息技術安全公司卡巴斯基的數據，2019年越南在線攻擊次數比2018年下降了30%，且是東南亞地區惡意移動軟件數量第二少的國家，僅次于新加坡，而據國際電信聯盟（ITU）2021年6月發布的第4版《全球網絡安全指數》調查報告（GCI2020），越南網絡安全指數在194個國家（地區）中升至第25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7位，在東南亞排名第4位。
總而言之，越南作為一個人口接近1億、經濟體量龐大、數字化頂層設計與全局規劃完備、數字化轉型意識不斷提高的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前景十分廣闊，在“一帶一路”倡議頻提數字化轉型升級、頻倡數字化發展合作的機遇之下，未來有望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數字經濟的領跑者。
2.印尼：數字經濟動能潛力十足
印度尼西亞作為全球人口總數排名第四的國家，不僅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在數字經濟規模、電商規模等方面同樣高居東南亞首位：《2022年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顯示，印度尼西亞2022年的數字經濟規模預計為770億美元，并有望在2025年翻一番增至1300億美元；受疫情影響，印度尼西亞電商行業出現爆發式增長，2019-2022年印尼電商規模從250億美元增長至約590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3%，快于交通運輸、外賣、旅行、在線媒體等其他數字經濟子行業，并有望在2025年增至950億美元。此外，根據印尼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疫情發生后印尼有47.75%的企業利用信息技術開展在線營銷，而在疫情發生前該數據僅為5.76%。
然而，印度尼西亞作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大國，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發展起點不同、島嶼眾多、地域差異顯著等因素，面臨經濟轉型周期長、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典型問題，這將導致基礎設施建設乃至數字化轉型程度的不均衡。因此政府在開展數字化轉型之前，需首先通過政策引導與資金支持等方式，完善數字化基礎薄弱的企業和區域的基礎設施軟硬件建設，努力縮小企業、區域發展的相對差距，穩中求進、平衡發展，方可步入去中心化、移動互聯化的新型數字生態，實現數字化的跨越式發展。
3.《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是全球首個關于數字經濟的重要規則安排，由新加坡、新西蘭和智利三個國家于2020年6月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旨在在數字經濟方面推動貿易自由化和數字化合作。該協定以電子商務便利化、數據轉移自由化、個人信息安全化為主要內容，涵蓋商業和貿易便利化、數據問題、新興趨勢和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中小企業合作、數字包容性等16個模塊，對國際數字經濟活動和交流提出了比較全面的規則安排。
一是全面性。在所有區域貿易協定數字貿易規則中，DEPA協定的條款數量和文本字數都是最多的，所涉議題范圍極廣，囊括了數字貿易便利化、數據安全與保護、數字信任環境、數字技術創新、數字身份認證、數據共享等精細化的數字經濟規則安排，涵蓋范圍從數字貿易擴大至整個數字經濟領域，這些內容與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高度契合，符合大多數國家的基本利益，極大推動了全球數字經濟立法的體系化進程。全面而詳實的數字經濟規則是推動各國開展數字貿易談判與合作的有效遵循，也是促進全球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數字經濟制度安排的先進性的重要體現。
二是開放包容性。DEPA是一項開放性協議，對所有能夠達到其標準的世貿組織（WTO）成員開放，并允許設置類似WTO協定的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條款；同時DEPA協定鼓勵各成員國構建數字系統信任機制、建立一個可信的數字共享環境，從而降低數字貿易壁壘，推動數字貿易自由化和數字產品流通，并為某些可能違反規定的數字經濟情況提供了爭端解決的合理機制；此外，DEPA鼓勵締約方在數字經濟公平競爭基礎上，通過共享最佳實踐和促進數字參與聯合計劃，推動政府數據開放、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領域合作，賦予中小企業參與數字經濟貿易投資的機會，以改善和消除數字鴻溝，確保個人和企業從數字經濟發展成果中獲益的機會與條件。因此，DEPA開創了一種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反對數字霸權的全球數字經濟治理模式，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同樣是其先進性的重要體現。
三是靈活性。DEPA靈活的模塊化框架，是其作為區域性數字經濟協定的最大亮點之一。DEPA在已有的USMCA、CPTPP、UJDTA等數字貿易規則基礎上有所突破，采用獨特的“模塊式安排”——參與方不需要同意DEPA所覆蓋的16個模塊的全部內容，而可以選擇其中的部分模塊加入協議，而不必為了滿足所有模塊而面面俱到，同時還可在必要時根據當地情況調整規則。在這種軟性合作安排下，各國政府可以根據自身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利益訴求，按需選擇部分或全部模塊加入協議，極大提高了新成員參與的靈活性和積極性，是其先進性的重要體現。
四是前瞻性。DEPA極具特色的開放性、模塊化規則框架，是在原有數字貿易規則基礎上的大膽創新，符合數字經濟時代扁平化、分布式的政府組織協作模式，具有鮮明的前瞻性和引領性；另外，DEPA將治理范圍從數字貿易擴大到了數字經濟的多個方面，指明了目前數字經濟治理的國際趨勢，具有一定的指示性和預測性；此外，DEPA除了包含美國、歐盟等地區較為主流的數字治理理念，在促進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對數字產品的非歧視待遇、對計算設施區位的非強制要求等方面也做了專門要求，并通過建立個人信息保護、在線消費者保護、人工智能倫理以及保護企業跨境數據流動的權利等監管框架，在保護消費者權益和維持企業競爭力之間構建平衡，很好地兼顧了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訴求，對于打造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區域性和全球性數字經濟共同體提供了前瞻性思路。
（二）中亞：結構轉型推動經濟增長
從中亞地區過去十年的經濟表現來看，中亞地區的經濟增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過高，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2021年底數據為例，中亞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平均為10.3%，同期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不包括高收入）這一比值為5.59%，全球平均值為4.3%。其中，中亞地區各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第一產業增加值分別占本國GDP的24.84%與23.27%。可以預見，中亞地區未來存在著產業結構轉型帶來的增長潛力。后文將以區域內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比較高的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為例，分析中亞地區因產業結構轉型帶來的增長潛力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1.烏茲別克斯坦：擁有發展汽車工業和旅游業的巨大潛力
從資源稟賦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有發展工業的強大潛力。根據相關資料，烏茲別克斯坦的礦產資源儲量總價值約3.5萬億美元，現探明有近100種礦產品。烏茲別克斯坦天然氣開采量居世界第11位，黃金開采量居第7位，鈾礦開采量居第5位。在2022年1月公布的《2022—2026年新烏茲別克斯坦發展戰略》中，明確提到要在未來提高工業占GDP的比重，使工業產品生產規模增加40%。特別是在汽車工業上，目前烏茲別克斯坦通用汽車廠是烏茲別克斯坦和美國合資的最大項目，2021年生產轎車約23.7萬輛，同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比亞迪、星途等汽車品牌均在烏茲別克斯坦開始建立合資工廠，工廠一期規劃年產量分別可達5萬輛與2萬輛。可以預見，在未來會有更多的汽車企業通過合資等方式在烏茲別克斯坦或中亞地區的其他國家建廠，汽車工業或成為中亞地區未來重要的經濟增長點與農業向工業轉型的重要推手。
從地理稟賦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地處中亞腹地，與中亞其他四國和阿富汗接壤，歷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跡眾多，是古絲綢之路的關鍵樞紐和各種文化交匯地，也是世界著名旅游勝地之一。近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高校之間也開展了各種跨境教育合作以推動其旅游業發展，如2023年7月7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旅游合作與人文交流研究聯盟”在西安外國語大學成立，聯盟將致力于深化與中亞高校教育合作，探索沿線國家人文交流、旅游合作的有效路徑，加強沿線國家旅游人文專業的人才培養交流、科研成果轉化、資源發掘共享，助力“一帶一路”旅游合作與人文交流高質量發展。
2.塔吉克斯坦：擁有發展基礎建設與電力建設的巨大潛力
塔吉克斯坦擁有豐富的水資源與礦產資源。根據相關資料，塔吉克斯坦水資源豐富，占整個中亞的60%左右，居世界第八位，但開發量不足實際擁有量的10%。礦產資源上，有世界上第二大銀礦區，即大卡尼曼蘇爾銀礦區；銻礦在獨聯體占領先地位，在亞洲占第三位，僅次于中國和泰國；鉛鋅礦儲量在中亞地區占據主導地位。目前，“水電興國”是塔吉克斯坦基本國策，依托豐富的水力資源，塔吉克斯坦政府把大力建設水電站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優先領域，力爭將塔吉克斯坦打造成為地區電力出口大國。可以看出，進行產業轉型，發展交通與水電將成為其經濟發展的重點。
基礎建設上，塔吉克斯坦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且經幾年內戰破壞，基礎設施損毀嚴重，制約了國家經濟發展。目前塔吉克斯坦有四條公路干線、三條鐵路線與三座主要機場，國內的貨物和旅客運輸主要依靠四條公路干線，城市缺少地鐵建設，貨物和旅客進出境主要依靠鐵路。2021年，塔吉克斯坦貨運量8202.94萬噸，同比增長2.7%；客運量7.37億人次，同比增長12.6%，其中97.3%為公路客運量。可以預見，在未來，中亞地區的鐵路、公路、航運等基礎建設有強大的增長潛力。
水電建設上，塔吉克斯坦國土面積14.31萬平方公里，國內長度在1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47條，總長2.8萬公里，河網密度達0.6公里/平方公里。北部的澤拉夫尚河、中部的卡法爾尼岡河和瓦赫什河、南部的噴赤河等4大水系共建有近30座大、中、小型水電站，總裝機容量為509萬千瓦。羅貢水電站項目正在建設實施中，建成后電站大壩將成為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壩，每年發電量將達到170億千瓦時。可以預見，在未來，水電建設將成為塔吉克斯坦的重要增長經濟增長點。
塔吉克斯坦原是中亞電網的一部分，后由于烏茲別克斯坦退出中亞電網，與烏茲別克斯坦電力合作中斷。塔烏電力供應中斷9年后，2018年4月2日塔吉克斯坦恢復向烏茲別克斯坦出口電力。塔吉克斯坦正全力推動CASA-1000輸變電項目，項目將連接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國電力網，有助于塔吉克斯坦夏季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口過剩水電。2021年塔電力出口收入超過9596萬美元，比上年增長70%；出口電力主要銷往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和吉爾吉斯斯坦。未來10年仍然是中亞地區電網改造的黃金期，整個中亞地區的電力建設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
（三）南亞：或將成為國際貿易新的增長極
近年來，南亞地區表現出了較為強勁的發展潛力：2013-2022年南亞7國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分別達到7.1%和5.8%，遠高于3.0%和1.9%的世界平均水平；2013-2022年南亞地區進出口總額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4%，高于全球2.3%的進出口總額年均復合增長率，且2022年南亞地區進出口總額占全球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2.0%，其中印度作為南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進出口總額從6496.1億美元猛增至9685.2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49.1%。目前，經過經濟政策的調整和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南亞各國失業率均有所下降，就業問題得到有效緩解，顯示出較強的經濟韌性。未來相信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帶動下，通過破除貿易壁壘、形成集聚效應等方式，南亞地區有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經濟增長，并與東南亞一并成為新的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增長極。
1.破除貿易壁壘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
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貿易壁壘是桎梏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2018年9月，世界銀行發布的《南亞區域貿易展望》指出，2016年南亞平均關稅高達13.6%，是世界平均水平（6.3%）的兩倍多；除此之外，南亞國家長期“敏感”的產品清單占總數的39%，存在較大的貿易壁壘障礙。自由化政策不僅破除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投資壁壘，顯著提升社會的福利水平，更讓具有成本、技術和準入優勢的國家獲得更多的機會，吸引生產企業和生產要素集聚，并通過集聚效應重塑一個國家的經濟地理，帶來聚集效益。2018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南亞區域貿易展望》稱，深化區域貿易往來和互聯互通能夠使南亞區域貿易規模增長3倍以上。因此，南亞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破除國際貿易壁壘和物流瓶頸，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拓展貿易伙伴，夯實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基礎，實現貿易互通、民心相通，這將是南亞各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大突破口。
以中國和巴基斯坦的“中巴經濟走廊”為例：巴基斯坦的經濟主要依賴于農業和紡織工業，其國家收入主要源于棉花等農產品出口；而在“中巴經濟走廊”的合作中，為吸引和承接中國的產業轉移，巴政府計劃在中巴經濟走廊沿線設立27個產業園區，不同的產業園區將根據自身優勢聚焦不同產業，通過產業園區的建設來促進中巴在各領域的產能和投資合作，一方面直接創造了23.6萬個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更讓中巴經濟走廊沿線的特定產業園區在交流合作、知識管理等領域產生向心力、形成產業集聚和城市集群，從而發揮協同和集聚效應，提高制造業、硬科技等領域的回報率，提升國民實際收入水平。數據顯示，2013-2022年巴基斯坦GDP、人均GDP、外債總額年均復合增長率分別為5.3%、3.7%、10.2%，均顯著高于全球的2.9%、1.7%、6.3%，鑒于“中巴經濟走廊”框架下計劃建設的九個經濟特區僅有三個準備啟動，招商工作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未來仍然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以產業園區、自貿區等為代表的貿易投資最小集聚單位，或將成為南亞地區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依托。
2.印度：巨大的經濟潛力和人口紅利
印度是南亞地區第一大經濟體，擁有世界第五的GDP和世界第二的人口總量。2013-2022年GDP從1.86萬億美元增長至3.88萬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9%，遠高于全球的3.0%。人均GDP從2013年的1438.1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452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1%，遠高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但只有世界人均GDP的19.3%。進出口貿易方面，2022年進出口總額0.97萬億美元，占南亞地區進出口總額的比例近80%，占全球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1.56%；印度政府主要奉行產業保護主義政策，對外資企業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如提高關稅、限制進口、要求進行本土化等。產業結構方面，印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故第一產業占比達到17%左右（2021年），盡管莫迪政府上臺后高度重視發展本土制造業，但第二產業占比仍然只有26%左右（2021年），而印度的服務業則是以知識密集型的信息技術產業為主導，并以外包的方式服務于發達國家，因此第三產業占比雖為57.8%（2022年），但該領域實際雇用人員僅占印度總就業人口的25%（《印度快報》引述專家分析）。失業率方面，盡管2022年失業率只有7.3%，但25歲以下青年失業率高達45.8%（CMIE數據），人口紅利正成為印度面臨的巨大挑戰和問題。另外，印度雖已形成一定的產業聚集區，但仍未擁有產業鏈完整、協作良好的產業集群，供應鏈成本優勢不明顯。此外，在對外政策方針上，印度并未加入“一帶一路”倡議。
由此可見，印度作為經濟規模最大的南亞國家，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但仍面臨生活水平低下、產業保護主義、產業結構不合理、就業崗位稀缺、冷戰思維逆流等問題，再加上印度殖民時代遺留的散裝屬性和民族宗教問題等復雜國情，印度未來經濟發展勢必充斥著各種風險挑戰。印度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僅需要在技術和制度上加大對數字化、高科技行業的扶持力度，不斷創造就業崗位、扭轉落后的產業結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更需要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與交流，廣泛借鑒經驗和技術，實現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提升高科技產業的技術創新水平，逐步實現高效代工乃至自主研發和制造半導體芯片的能力，完成既定的發展目標。
3.孟加拉：區域新的經濟增長極
孟加拉國在20世紀70年代獨立之初曾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當時的國家收入主要依靠出口黃麻、紡織品等初級產品，卻在短短50年內經濟增長了271倍之多，成為了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令世界為之側目。近十年，孟加拉國GDP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13.3%，成為過去10年南亞地區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遠遠高于南亞GDP的7.1%和全球GDP的3.0%的平均增長率，并于2019年超過巴基斯坦成為南亞地區的第二大經濟體。孟加拉國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發展奇跡，主要原因在于其龐大的人口基數（2021年1.66億）與穩定增速（2021年1.0%），還在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助力。
近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下，孟加拉國大型基建項目更是密集落地：達舍爾甘地污水處理廠項目于2022年4月正式進入運維期；帕德瑪大橋項目于2022年9月正式建成通車；孟加拉國首都達卡機場高架快速路項目將于2023年9月竣工。“一帶一路”倡議使孟加拉國從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體向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經濟體轉變的速率明顯加快：2013-2022年，孟加拉國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年均復合增速高達16.5%，遠遠高于第一產業增加值9.3%的年均復合增速；孟加拉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13年的26.3%升至2022年的33.9%，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則從2013年的15.5%下降至2022年的11.2%。產業結構的成功轉型升級帶動了孟加拉國經濟的迅速增長。除此之外，孟加拉國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人均GDP從2013年的973.8美元升至2022年的2688.3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11.9%，同樣是過去十年南亞地區人均GDP增速最快的國家，遠遠高于南亞地區人均GDP的5.8%和全球人均GDP的1.9%的年均復合增長率。
除了人口基數大、增速快與持續基建投入外，孟加拉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的關鍵還在于其實行謹慎的財政政策和債務管理政策。孟加拉國政府制定了較為謹慎的財政政策和債務管理政策，國家預算赤字被控制在GDP總量的5%以內，并且主要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借貸，公共債務則保持在GDP的40%以內，外債更是在近十年基本保持在GDP的20%以內；雖然在2013-2021年期間，孟加拉國外債總額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卻高達13.8%，在南亞地區僅次于馬爾代夫的17.9%，但在保證風險可控的同時有力支撐了本國基建投資與經濟發展。
由此可見，孟加拉國在人口稟賦、基建投入、市場開放程度、政策開放程度等方面優勢顯著，有力推動了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因此在GDP、人均GDP、進出口總額、外債總額等許多經濟發展指標上，無論是絕對數額還是增長速度，孟加拉國都是南亞地區當之無愧的“領跑者”。未來，隨著“一帶一路”框架下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經濟效益的持續發酵，孟加拉國地區的經濟發展仍然可期，未來極有可能成為南亞區域新的經濟增長極。
（四）非洲：積極融入全球市場
近年來，非洲經濟發展整體緩慢，且人均GDP仍然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2021年人均GDP僅為3957元，遠低于全球18669元的水平，貧窮和經濟落后仍然是非洲國家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能否充分把握人口紅利，實現脫貧致富將成為制約非洲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
1.人口紅利優勢顯著
從人口變化來看，非洲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較明顯，但仍呈穩定增長趨勢，仍是世界上人口數量增長最快的大陸，與部分人口負增長及老齡化地區相比，人口紅利仍將持續。2022年，非洲地區總人口達14.27億，占全球總人口的17.89%，較2021年同比增長2.37%，較全球同比增長率高出1.1個百分點。
根據聯合國數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數量將從2020年的10.9億人增長到2050年的21.7億人和2100年的40億人，其占世界人口總數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14%上升到2050年的22.2%和2100年的35.8%。隨著人口增長率和撫養比的緩慢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將于21世紀中期進入人口紅利“機會窗口”，并將持續到2100年以后，是世界上最后一個擁有窗口期的地區，也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擁有勞動年齡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屆時預計將有17.8億-25.7億勞動年齡人口。到2050年，很多非洲國家的人口將實現翻番，尼日利亞預計將一躍成為世界上第四人口大國，僅次于中國、印度和美國。預計到2100年，全球人口最多的三大城市將都坐落于非洲，分別是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金沙薩和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
2.抓住產業轉移機遇人口紅利
“機會窗口”將是21世紀非洲工業發展的重要機遇。隨著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成為大多數非洲國家工業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目前，紡織、服裝、皮革、農產品加工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許多非洲國家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工業崗位和較高工業附加值，增加了工業產品出口。特別是隨著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建設步伐的加快，區域內貿易加速增長成為吸引外資和推動出口多樣化的重要機會，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區域市場導向型產業的發展機會也越來越多。許多非洲國家根據勞動力特點制定工業戰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例如，埃塞俄比亞將皮革業、紡織服裝業等與農業部門密切相關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列為優先發展的工業部門，這既能促進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又能增加就業和促進出口。可以預見，如何在新一輪的全球產業鏈重構中把握機會，抓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機遇，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五）拉美：加深區域內外經貿合作
長久以來，一體化進程始終是制約拉美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演變和國際合作的深入，拉美地區正站在一個全新的歷史起點上。為了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和應對外部不確定性，拉美國家必須加深區域內外經貿合作，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挑戰，為實現繁榮穩定的未來鋪平道路。
1.區域內：加強政府間合作
拉美地區歷史上始終倡導一體化。如2008年南美12國成立南美國家聯盟（UNASUR）、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共同體（CELAC）正式成立、2012年太平洋聯盟（AP）正式成立，都是拉美地區區域內一體化的代表性進展。然而，2017年至今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地區區域一體化發生新變局，2011年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共同體基本處于停滯狀態，拉美地區的國家也被分成兩大陣營。
未來，為了促進經濟一體化，拉美地區應特別注重經濟結構的互補和共享基礎設施的建設。在經濟結構方面，各國可以加強產業間的合作，實現產業鏈的銜接和優勢互補。通過推動產業多元化，減少對傳統資源型產業的依賴，拉美地區可以提高整體產業生產率，增強經濟韌性，降低外部沖擊的影響。同時，共享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是推進一體化的重要舉措。拉美地區各國可以共同投資和建設跨國界的基礎設施，例如交通運輸網絡、能源基礎設施、信息通信技術等。這將有助于降低交通和運輸成本，促進商品和服務的流通，提升整體經濟效率。除了經濟層面，拉美地區還需要加強政治上的合作與協調，各國可以共同制定和推進有利于地區發展的政策，加強信息共享和協作，形成合力。同時，各地區也要加強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提升民眾的意識和認同，以促進地區的社會穩定和文化交融。
2.區域外：構建命運共同體
地緣政治因素在干擾區域內一體化的同時，也間接推動了拉美地區一體化向區域外拓展，如2018年7月24日太平洋聯盟和南共市在墨西哥巴亞爾塔港首次舉辦聯合峰會，簽署共同宣言和行動計劃，承諾共同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推進地區一體化。是拉美地區向太平洋地區拓展經濟一體化的具體實踐。如智利、墨西哥和秘魯等國家已成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成員，智利已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這些國家很可能積極尋求與該組織其他經濟體的經濟一體化，以此促進本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未來，相信通過深化“一帶一路”倡議與拉美地區的合作，可以實現中拉經貿合作質量的提升，促進雙方產業結構改革和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結構互補，共同提升區域的競爭力。
（六）西亞：深化能源產業轉型
西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一方面，西亞地區屬于“五海三洲”的交界地，不僅連接了阿拉伯海、紅海、地中海、黑海、里海，而且還是亞、歐、非三大洲的匯合點和交通樞紐，同時還是溝通大西洋、印度洋的樞紐，地理位置具有很高的戰略意義；另一方面，西亞地區以波斯灣沿岸為中心的石油資源十分豐富，所產石油90%以上供出口，是世界上石油儲量最豐富、產量最大、出口量最多的地區，有“世界石油寶庫”的美稱，并且礦產資源也十分豐富。這樣的地理特征賦予了西亞地區鮮明的經濟特征：西亞地區具有典型的資源型產業結構，以油氣、礦產的開采和加工為支柱產業，產業結構單一、貿易結構相似度較高，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波斯灣沿岸國家的出口產品主要以石油、天然氣為主；西亞地區第二產業較為發達，2022年占世界第二產業增加值的6.6%，占GDP的比重高達40.6%9，顯著高于全球27.6%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西亞地區還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起源地，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領土糾紛等問題錯綜復雜且由來已久，再加上戰略地位極為重要，長期受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資源掠奪和侵略壓迫，導致這片土地長期處于戰爭頻仍、社會矛盾尖銳、政局不穩定的狀態，嚴重阻礙了該區域的經濟發展。因此，有待以更高水平、更高標準實行“一帶一路”倡議，在經濟結構轉型、厚植原有優勢、去美元化、政策措施配套、國際安全理論創新、加強國際援助等方面進行進一步探索，充分挖掘西亞地區的增長潛力，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
1.厚植固有優勢：油氣管道建設
西亞作為“世界石油寶庫”，厚植油氣資源的固有優勢仍然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西亞地區主要的油氣管道包括“阿拉伯天然氣管道”、“南部天然氣走廊”、“土耳其溪管道”、“東西管道”、“伊斯蘭天然氣管道”、“伊朗-巴基斯坦管道”和“伊朗-阿曼管道”等。伊朗擁有中東規模最大的高壓天然氣管網，長度約2.2萬km（14000英里）10。伊朗天然氣干線（IGAT）為南北方向，天然氣管道主要由伊朗國家天然氣公司（NIGC）運營，在很長一段時間，伊朗天然氣基本處于自產自銷狀態，其天然氣一方面用于發電，另一方面用于回注油井，提高采收率，隨著大氣田的不斷發現以及國家制裁的解除，伊朗正在加速其出口管道建設，東部通過巴基斯坦將天然氣出口至印度和中國，西部則通過伊拉克和土耳其出口至歐洲大陸；沙特天然氣管道由沙特阿美運營，主要為東西方向，自1985年沙特阿拉伯國家天然氣系統工程（MGS，MasterGasSystem）的建成投用，使其天然氣利用率有了實質性提高。沙特主要將東部天然氣輸送到西部大型煉化廠，然后將產品銷往全國及海外。目前，中亞“一帶一路”倡議的能源合作主要分布在中亞、南亞和俄羅斯，未來隨著中東地區局勢日趨緩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能源合作將可能吸引更多西亞國家參與，進一步壯大“能源絲路”的力量。
2.推動能源轉型：發展可再生能源
隨著氣候變化和能源危機的加劇，加快傳統能源的轉型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西亞地區作為“世界油庫”，推進西亞地區的能源轉型升級，不僅符合“一帶一路”政策的綠色低碳發展理念，更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區域生態安全、促進西亞地區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舉措。
西亞地區具有廣袤的熱帶沙漠，氣候類型主要以熱帶沙漠氣候和溫帶大陸性氣候為主，由于地面熱度高、上升氣流強且沒有遮擋，因而風速較大、風能資源豐富，風力發電具有較大的發展潛能；此外，西亞地處熱帶地區，太陽直接輻射強度較高，這為西亞地區進行太陽能發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根據《“一帶一路”可再生能源項目經典案例研究報告》數據，實際上大部分國家的年均太陽直接輻射強度都可以達到每平方米1800千瓦時，沙特阿拉伯、伊朗的年均太陽直接輻射強度更是達到每平方米2000-2100千瓦時，光伏發電潛力巨大；西亞地區由于水資源相對短缺，大部分國家水電發展潛力有限，但伊朗擁有西亞地區最為豐富的河流網絡，目前（2022年10月）水電裝機量在可再生能源裝機總量中占比最大，約占93.49%，但近些年也受大范圍干旱影響，水電站運營成果大幅降低，水電在該國電力總產量占比從最高點14%降至2019年的不足5%，2017-2021年伊朗的年均水電裝機增長率僅為0.66%。因此，風力發電、光伏發電有望成為西亞地區傳統能源轉型的發展重心。
西亞能源轉型也面臨諸多問題。由于大部分西亞國家仍屬發展中國家，政治風險較高、經濟發展不穩定、外匯儲備薄弱、匯兌風險突出；當地政府吸引和保護外資的相關法律規定往往并不完善，對于可再生能源的各類支持政策也趨于空洞化和理想化，具體實施中存在朝令夕改等問題。這些風險導致國際企業在可再生能源“走出去”的過程有所顧慮，阻礙了更多企業進入西亞國家的可再生能源市場，降低了企業長期投入項目開發跟蹤工作的意愿。因此，未來既需要各經濟大國通過各類發展援助基金和能力建設平臺支持西亞國家制定更穩定合理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從根本上減少政策波動、改善政策預期、提振企業投資信心，也需要西亞各國政府提高可再生能源項目的ESG相關風險意識，促使企業正視可再生能源項目過程中關于環境和社會風險的相關政策和遵從相應的國際規范，提高企業規避類似風險的能力，防止因ESG問題造成的項目拖期和名譽損失。
三、未來面臨的挑戰和建議
“一帶一路”倡議對參與國帶來的收益已經充分體現在倡議以來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在推動參與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解決就業與發展經濟的同時，中國過剩的產能與資金也能向外輸出，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額由2013年的5691.9億美元增長至2020年的9837.6億美元，出口占比也由2013年的25.7%上升至2020年的30.3%。但不可忽視的是，參與國在“一帶一路”合作增加貿易總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也面臨著參與“一帶一路”合作帶來的重要挑戰。
（一）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帶一路”倡議在未來面臨的重要挑戰包括累計外債逐年增加帶來的債務風險、深入參與國際市場面臨的匯率波動成本、基礎建設與國際貿易帶來的環境成本等。中國和參與國應本著平等、共贏和可持續的原則，共同努力應對這些挑戰，推動合作取得更加穩健和可持續的發展。
1.債務風險
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為參與國提供貸款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以經濟和社會效益為導向，根據項目所在國實際情況，為項目建設提供貸款，避免給所在國造成新的債務負擔、新的債務風險和財政負擔。同時，對于部分面臨債務困難的國家，中國也會盡力給予幫助，如中國政府已免除對非洲相關國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的無息貸款債務，是對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貢獻最大的國家。
但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許多國家在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之前就已經存在著大量的美元債務，這些美元債務的主要債務方為世界銀行、各洲開發銀行和投資銀行等多邊組織，在美國激進加息的背景下，參與國以美元還債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面臨著加劇的債務風險。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到2020年，“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國家累計貸款超過3.77萬億美元。在我們關注的六個次區域共115個“一帶一路”國家中，共77個國家披露了外債現值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數據，該指標通常用來衡量一國對外資的依賴程度與該國的外債風險。該指標通常以25%為警戒線，超過25%即說明國家的外債風險較大。從下表看出，2018年至2020年，各區域債務壓力明顯增大，2021年相對2020年整體穩定且略有好轉。
從國家細分來看，債務風險最大的十個國家中有五個國家是非洲國家，說明非洲整體債務風險較其他區域更加嚴重。同時，從債務結構來看，多邊美元債是引起各國債務風險的主要原因，以債務問題最嚴重的黎巴嫩為例：據黎巴嫩財政部統計數據，截至2019年，黎國內債券約合579億美元，歐洲債券317億美元，多雙邊主權貸款20.5億美元，其他債務3.5億美元。貸款來源主要為世界銀行和歐洲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海灣國家及相關基金，法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
可以看出，債務風險是未來“一帶一路”倡議繼續推動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后疫情時代，各國經濟明顯下滑，財政收入疲軟，償債壓力進一步加大。尤其對低收入國家而言，經濟下滑引起的債務風險可能更加嚴重，貸方的資金安全和借方的經濟發展可能受到嚴重影響。未來中國要建設高質量“一帶一路”，必須充分認識并提前控制各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國家的債務風險，注重各國債務的可持續性。
2.環境成本
“一帶一路”倡議在幫助參與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也會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同時，施工材料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及其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質也會使生活區域和周邊環境受到污染。尤其是在聯合國“碳達峰”“碳中和”的時代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碳排放問題已經成為國家政府考慮的重要環境成本之一。
“一帶一路”沿線已有很多國家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認為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和資源作為代價。如菲律賓、緬甸和越南等東盟部分成員國表示不會增加額外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實施碳稅、增加碳匯、發展清潔能源等非溫室氣體目標，并將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逐漸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對現有制造業生產工藝進行脫碳化改造。俄羅斯承諾通過利用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在2030年將溫室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水平的70%，并在2060年實現凈零排放。在我們關注的六個次區域115個“一帶一路”國家中，共108個國家披露了其碳排放數據，從次區域的碳排放總量來看，2020年西亞區域、非洲地區的碳排放總量最高，分別達30.68億噸與28.90億噸，且南亞地區與東南亞地區的碳排放增長速度最快，2012年至202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達3.07%與2.90%。
從國家細分來看，2020年碳排放總量最高的十大國家中有三個為西亞國家，四個為東南亞國家。同時，2020年整體碳排放總量為2012年以來首次下降，說明“一帶一路”參與國已經逐漸認識到在參與基礎建設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要注重可持續發展。
2017年5月，環境保護部、外交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聯合發布了《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通過推進綠色貿易發展來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2018年11月30日，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綠金委）與“倫敦金融城綠色金融倡議”在會議期間共同發布了《“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在未來，環境成本會成為“一帶一路”參與國越來越重視的指標，“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綠色貿易、綠色投資會成為“一帶一路”發展未來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
3.匯率波動
匯率的大幅下跌對于投資國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如2008年因金融危機，津巴布韋貨幣大幅貶值，給中資企業帶來很嚴重的損失，其外債也沒有按時償還。“一帶一路”沿線的各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我們關注的六個次區域共115個“一帶一路”國家大多屬于中低收入國家，且很多國家都存在著過于依賴外資、產業結構單一、內生性不足等問題。故這些國家往往面臨著更加嚴重的匯率風險。
新冠疫情以來，許多“一帶一路”參與國都面臨著較為嚴重的匯率波動。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們關注的六個次區域共115個“一帶一路”國家中，2022年津巴布韋、土耳其貨幣相對美元分別貶值76.38%與46.52%；對美元貶值前十國家中，有五個國家為非洲區域國家，兩個國家為拉美區域國家，說明非洲區域與拉美區域相對“一帶一路”參與國整體面臨著更嚴重的匯率風險。
中國外匯局于2022年7月1日頒布《企業匯率風險管理指引》，旨在幫助企業全面認識、科學管理匯率風險，助力企業提升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和能力，從微觀層面幫助中國企業減少參與“一帶一路”相關工程面臨的匯率波動風險。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一帶一路”參與國可能面臨的匯率波動成本仍是“一帶一路”未來發展的重要挑戰之一。
（二）未來的政策建議
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演變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國與參與國需要在未來進一步加強合作，以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在未來繼續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與參與國可以進一步圍繞發展多邊合作關系、建立統一的國際標準、積極推動配套措施落地等方面深化合作，為共同推進建設“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做出貢獻，加快高質量發展步伐。
1.發展多邊的合作關系
目前，“一帶一路”倡議中許多項目的融資主要來自中國與參與國之間的雙邊貸款。由于這些項目往往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中國在其中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可能導致外債風險集中在中國。如果某些項目出現困難或出現還款問題，將對中國的金融穩定性造成壓力。未來，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發展多邊合作關系是實現更加平衡、穩健和可持續的發展所需的必要舉措。
首先，在強化國際組織參與方面，中國與參與國應鼓勵并積極吸引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提供資金、技術、項目評估等方面的支持，分散項目融資風險，確保項目的可持續性。其次，各國可以在特定領域或區域范圍內組建多邊聯盟，共同推進相關項目的發展。通過多邊聯盟的合作，可以形成更大的合作規模，凝聚共識，實現資源整合和優勢互補。多邊聯盟也有助于加強對項目的統籌規劃和協調管理，提高項目的效率和效益。同時，各國應加強政策協調，確保“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策一致性和協同性。在項目推進過程中，建立定期的政策溝通機制，解決可能出現的政策沖突和摩擦，促進各國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形成共識，共同推進項目的高質量發展。
2.建立統一的國際標準
跨境合作的基礎是話語體系的一致性，這就需要統一的國際標準作為開展跨境合作的保障。目前，在多個領域的國際標準均有待統一。例如，參與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標準不一致，可能導致項目進度延誤、成本增加以及施工質量參差不齊。這會給跨國基礎設施合作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限制了項目的順利推進和效益最大化；同時，在推進綠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國的環保標準和排放限制不同，可能導致環保要求不統一，難以實現跨國區域的環保共識，這可能影響到“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環境可持續性和生態平衡；再如，參與國之間的貿易規則和稅收政策差異大，可能導致貿易壁壘、貿易摩擦增加，影響跨國貿易的順利進行。這將阻礙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自由流動，影響經濟合作與發展。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未來在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各國應積極展開協商和對話，促進標準的統一。可以通過召開高層會議、政府間對話、專業論壇等形式，讓各方就關鍵領域的標準達成共識。同時，在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經濟發展、貿易規則等關鍵領域，建議制定共識性的國際標準，以確保各國在重要事項上達成一致，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互利共贏。在標準制定完成后，各國應推動標準的互認與認證機制，確保各國產品和服務在跨國貿易中得到認可和信任。這將促進貿易便利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準入效率。同時，國際組織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應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推動相關標準的制定與推廣。各國可以在這些組織內積極參與，為本國利益發聲，促進全球標準體系的完善。
3.推動配套政策的落地
積極推動配套措施落地是確保“一帶一路”建設取得實質成果的關鍵要素。“一帶一路”倡議并非一個孤立的合約，而是需要與國際的各類合作、國內的對外開放政策以及吸引外資政策相互配套，方能真正得以落地和持續發展。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與參與國需要積極加強國際合作與對接，促進政策的協調與融合。這包括與沿線國家簽訂雙邊或多邊協議，推動貿易便利化，消除不必要的壁壘，促進經濟合作區的建設等。通過多邊合作，將有助于增強各國共建共享的共識，使“一帶一路”成為助力全球共贏的合作平臺。
一是擴大參與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國和參與國可加強對外開放政策，提供更多的便利條件和優惠政策，鼓勵境內企業積極參與海外投資和合作。政府可以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簡化審批程序，為企業提供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和金融支持，以吸引更多境內企業參與“一帶一路”項目。
二是創新參與國的吸引外資政策。除了支持境內企業的“走出去”，各參與國還可加強吸引外資的政策措施，鼓勵境外企業在境內開展投資和合作，通過提供投資優惠、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保護知識產權、提供穩定的法律環境等方式吸引更多境外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和境內相關建設，不僅有助于項目獲得資金支持，還能促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共享，提升整體合作水平。
三是積極開展跨境金融合作。為能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可以通過設立“一帶一路”基金，推動多邊金融機構參與項目融資，開發靈活的融資工具等。通過金融合作，將更好地滿足參與國的融資需求，推動項目的落地和實施。
四是加強跨境信息交流與溝通。及時了解各方需求和關切，協商解決合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建立聯絡機制、開展高層對話、舉辦論壇等方式，有助于增進相互了解，凝聚共識，推動配套措施的順利推進。
1 吳佳明、柳一林、熱萬·托合達爾對本文亦有貢獻。
2 不丹尚未公布2022年GDP數據，使用2021年數據作為替代。
3 世界銀行披露，統計口徑包含印度。
4 由于世界銀行尚未公布2022年南亞各國第二、三產業數據，因此分析三次產業結構時的數據以南亞地區所有國家總額為準，包含印度口徑；不丹和馬爾代夫尚未公布2022年第一產業結構數據，使用2021年數據作為替代。
5 敘利亞尚未公布2021-2022年GDP數據,使用2020年數據作為替代；且黎巴嫩和阿富汗尚未公布2022年GDP數據，使用2021年數據作為替代。
6 統計方法上同，敘利亞2021-2022年人均GDP數據,使用2020年數據作為替代；且黎巴嫩和阿富汗尚未公布2022年人均數據，使用2021年數據作為替代。
7 巴勒斯坦未公布第二、三產業增加值數據，分析西亞20國產業結構時以剔除該國的口徑統計；以色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黎巴嫩、阿富汗尚未公布2022年三次產業結構數據，使用2021年數據作為替代；敘利亞、科威特尚未公布2021和2022年三次產業結構數據，使用2020年數據作為替代；也門尚未公布2019-2022年三次產業結構數據，使用2018年數據作為替代。
8 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額+進口額；統計方法上同。
9 統計方法與第一章計算西亞20國三次產業結構方法一致。10 參考《一文讀懂:一帶一路油氣資源及管線分布》數據。
來源：博鰲亞洲論壇